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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君主混合政体

主席 — Tue, 09 Feb 2010 02:15:46 GMT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传统中国的政体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一种君主混合政体，而且在总体上得到儒学的理念支撑。传统中国的君主政体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混合了贵族和平民因素。在分封制年代，它主要表现为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在郡县制年代，君主因素得到强化，平民因素也逐渐增加，至科举制度出现后，它已转换成君主制与平民制的混合。君主/平民制比君主/贵族制更容易导致专制主义，但治理权的分解与制衡抑制了这一倾向。中国式君主混合政体充满了复杂而精巧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理性色彩，它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负资产。当代中国人在打造现代政体的过程中，应该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

关键词：政体混合政体君主混合政体

所谓混合政体，简单地说，就是混合单纯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因素的政体，所谓君主混合政体就是以君主政体为主导，混合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因素的政体1。远古时期的中国在三种单纯政体方面都有形迹可求，有首领独断的制度，有氏族贵族推举首领的制度，有全氏族共同参加的民主议事制度2。经过特殊的演化道路，君主制成为传统中国的土地上唯一的政体选择，而且它一向被称为君主专制政体，也就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君主政体。当然，一些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太多的自由，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体，“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当代一些以儒家自由主义自称的学者更是认为儒家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相通3。这些看法对于纠正“君主专制”的定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认为，传统中国的君主政体应该被恰当地定义为君主混合政体，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同类政体来说，其混合精神更为饱满。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儒家之道与君主权力之间存在张力；（2）社会显贵构成相对自主的政治势力；（3）科举制度为平民提供了参政机会；（4）国家治理权的分解和制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政治儒学与君主权力之间的张力

所谓政治儒学，就是用来指导政治制度和行为的儒家法则，它是一整套政治理念和具体规则的统一体4。与西方中世纪主张君主混合制的政治神学一样，政治儒学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是论证君主政体的合法性，二是约束君主权力的随意性。

过去的主流学术过分强调了中西政治思维的差异，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中西古典的主流政治思想家都相信宇宙中存在一种天定的法则，不仅自然界存在这种法则，人类社会也存在这种法则。儒家学者相信自己发现了这种法则，他们经过不断的努力，将这种法则系统化，使之成为高于一切社会力量的精神权威，从而获得了某种自主和崇高的地位。

作为君主政体的一种指导性思想，政治儒学的首要工作自然要论证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儒学的论证方法与西方古典自然主义的方法是类似的，但比后者更为系统化。儒学将自然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统一起来，将血缘的秩序与政治的秩序统一起来，认为它们遵循着共同的法则。董仲舒认为统一的法则就是阴阳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阳尊阴卑，阳主阴从。他认为，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都要遵从阴阳之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有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5。

不过，在这种合一式的思维中，还存在推导上的不同路径：一种是从血缘关系过渡到君臣关系；另一种则是由天地关系直推出君臣关系。孔子时代更多地遵循了第一种路径，董仲舒时代则较多地遵循了第二种路径。前者可称为“人情化”道路，由此推导出的君主统治近似于人父统治；后者可称为“天理化”道路，由此推导出的君主统治近似于天父统治。人父统治有更多的亲情，天父统治则有更多的神圣，前者是自然的君主制，后者则是神权的君主制6。在西方古典政体思想家眼中，自然的君主制通常被视为单纯的君主制，推行暴政的可能性较小，混合其它政体要素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但神圣的君主制则容易走向绝对专制，因而需要其他政体要素予以牵制。

董仲舒之后的儒学虽然继续用父子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但天地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天理”的合法性更容易造成“君临天下”的威权气势，一种不可约束的君主意志。对此，儒家学者是抱有“戒慎恐惧”之心的，对可能走向暴政的君主存有相当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因此希望用一套严格的道德戒律来约束君主，“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主张一个强势的专制君主和政府”7。那么，儒学以什么方式来约束君主的权力，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呢？

首先，儒学强调道尊于势，即儒权高于君权。儒家认为自己找到了关于宇宙秩序和社会安排的绝对真理，认为任何君主都要遵守这个真理，而这个真理的阐释者又是儒家学者自身。宋代儒者周敦颐说，“天地之间，至尊者道 ”8。既然如此，儒家之士应该“从道不从君”，正如荀子所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9。儒家学者以道德权威自居，对君主享有精神上的约束，君主若违背这些约束，就会丧失其合法性。这种独立的精神约束权力就是教权，尽管没有正式教会机构的依托，但却受到整个知识集团的拥戴。如果一个君主公然无视这种教权，他就是公然与这个集团为敌，其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集团中的耿直分子就会冒死进谏，极力改变君主的行为，其中的猛烈分子就会替天行道，成为叛逆者中的一员，推翻独夫，拥立新君。如果视儒家仅仅为君主专制的工具，实在有欠偏颇。儒家自汉代以后已经演变成与世俗统治有合有离的相对独立的宗教，是一个没有正式教会机构的精神共同体10。

其次，儒学强调以民为本，即国家所有权属于人民。此话源自《尚书》中的“民惟邦本”，孟子将其阐发为“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11。这种民本思想无疑是政治儒学的核心，但如何阐释它却是一直有争议的事情。孟子将人民、社禝和君主放在一起比较，似乎是在寻找国家的主人。既然人民比君主要大，那么人民比君主更有理由成为国家的主人。孟子之意非常清晰，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所有者，君主是国家的治理者，所有者是主要的，治理者是次要的，治理者要为所有者服务，所谓“立君为民”就是这个意思。历代君王总是说自己“受命于天”，不讲“受命于民”，这也是违背孟子思想的，在孟子那里，天命与民命是统一的，但天命不可测，民命则可知，因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学生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12。只有天与民才能将天下授之于人，这是地地道道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君主将自己的治理暴露于人民面前，人民满意，就继承让他治理，人民不满意，就更换他。孟子的民本思想尽管不能与“民有、民治与民享”划等号，但至少具备了民有与民享两个含义，而且具有将国家所有权与治理权分开的思想萌芽。但孟子的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后世儒学的主流，后世儒学仍然将君主视为国家的所有者，孟子民本思想被降低为君臣的爱民思想。对孟子之意有深刻理解的儒者也大有人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就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13。唐甄更是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为賊”14。民本思想中虽然缺少民治的含义，但赋予了人民更换统治者的权利。《易·革》中称汤武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 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15。谓：“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16张岱则有“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说法17。顾炎武则进一步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男子一也，而非绝世之贵”18。

第三，儒学强调程序政治，即政治运作要遵循有效的程序，可称之为儒学程序政治。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嫡长子继承制。不管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民，在儒学传统中，这都是对君主的本质性和理想性的要求，是难以程序化的。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尤其是象皇位更替这种重大的政治运作中，对政治稳定性的追求成为儒学的首要目标，因此儒家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程序化策略，支持嫡长子继承制。据说这一制度是由周公创立的，《春秋·公羊传》将其表述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9。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20。程序政治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它将各种政治理想纳入成本/收益的计算之中，然后加以选择。譬如说，儒家理想是选择一位贤明的君主，根据这种理想，立贤而不立嫡自然是理想的标准。但“贤”的标准比较模糊，容易造成互不服气，从而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残杀的局面，立嫡尽管可能立了个昏君，但由于标准非常明确，少有含糊之处，从而避免了更多的冲突。根据历史经验，标准模糊所带来的政治冲突成本远远高于标准清晰所带来的政治平庸成本，所以，即使按照现代的理性观念，儒学支持嫡长子继承制也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理性，而不是简单的私天下所能概括得了的。当然，这里存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冲突，儒学采取了权宜主义的策略，西方中世纪晚期的一些混合政体论者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嫡长子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君主在确定继承人上的随意性，如同其他的制度一样，只要存在着公认的程序，对权力都是个约束。

第四，儒家强调贤人治理，即要选拔秀异的人才来治理国家。柏拉图喜欢将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联在一起，因为这二者很难分开。仅仅由一个圣明的君主单独治理国家的政体是很少见的，一般说来，君主要依赖社会中少数优秀人物来治理国家。当这些优秀人物集中出现于贵族阶层时，那么这种君主政体就混合了贵族政体的因素。中国传统儒家没有从政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但他们认为君主政体必须要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这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保证。所以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如果能将天下秀异之士揽于帐下，就可“无敌于天下”。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不能保证明君的产生，所以，儒家君主制更依赖贤臣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总体说来，君权能够最终控制臣权，但臣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君权。因为权力与事务总是水涨船高的，大臣的事务越多，其实际权力就越大，皇帝事务越少，其实际权力也往往越小。“咨询与辅助既能为君主更充分地行使权力提供便利与保障，同时客观上又起到了分散君权的效果，尤其是弱君在位或权臣当道时体现得更为突出”21。

政治儒学与君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君主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中国传统君主政体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是君主政体具有混合性的重要基础。

二中国君主制中的贵族成分

传统中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在不同时期显现不同型态，他们与君主的关系是混合性的重要方面。有显著差异的时期是：（1）分封制时期，（2）郡县制时期。

首先，在先秦分封制时期，贵族是政体的直接参与者。无论夏朝、商朝还是周朝，其国家形态都是一种部族联盟或部族联合体22。这种联盟实际上就是一种等级贵族制，其基本结构跟西欧典型的封建制没什么两样。天子即盟主，也就是最大的贵族，顾颉刚说：“夏商所谓王，实则春秋所谓霸”23。联盟之下为方国（商朝）或诸侯国（周朝），它们是大贵族，与天子既有平行关系，又有等级关系，前者表现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对它们享有直接的、自主的管辖权，后者表现为大贵族要对盟主效忠，盟主具有向大贵族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裁方国间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24。大贵族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商王在调遣方国时，有的用“比”，即联合之意，有的用“令”，即命令之意。大贵族之下是中贵族，也就是大夫，大夫之下是小贵族，也就是邑宰。中贵族相对于大贵族，小贵族相对于中贵族，与大贵族与天子的关系类似，均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也就是“我的臣属的臣属不是我的臣属”。李启谦先生研究了春秋时期存在于鲁国的大夫之家，粗略统计不少于15家。他们与国君保持君臣关系，但不仅在辖内神务和政务上享有独立性，而且还有由家族成员及封邑内庶众组成的独立武装，听大夫指挥，鲁君不能直接发号施令25。

当然，这种等级贵族制主要体现在政体的纵向结构上，在横向结构上，夏商周实行的是君主制，而且是神权君主制，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大夫，他们在自己的辖域内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宗教领袖26。

这种君主/贵族政体生存了两千年左右，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政体形式27。它的秘密是通过所有权和治理权的纵向分解，有效地解决了因领土和人口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治理效率问题。同时，这种政体也较为有效地防止了权力滥用问题，因为天子不能自由任免诸侯，即使大臣也只能在特定贵族中挑选，所以，君权受到制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种稳定性建立在贵族对盟主臣服的基础上，而这种臣服又是建立在血缘和宗教纽带的基础上，否则，拥有相对独立的教权、军权和政权的贵族早已让这种联盟解体了。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教纽带的神秘感时，政体的危机就出现了。这种政体在中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只有了历史意义，而没有了现实价值。很多东西只是因为它的某一方面的缺陷而被人们抛弃了，如果这种缺陷被克服，它又会成为人们手中的宝贝。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君主/贵族制在传统纽带失效后，如果一方面强化国教，以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将联盟与诸侯国的权力进一步清晰化、制度化，以减少冲突，则这种混合结构的活力就会进一步迸发出来。

其次，在郡县制时期，贵族是政体的间接参与者。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在外部威胁加剧的情况下，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因为战事需要，遂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起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制度。这个制度逐渐取代了分封制，主宰了中国政体另一个两千年的历史。在分封制时代，诸侯、大夫职位、封地，都是父死子继的。以周代为例，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以后，贵族的后代恒为贵族。据《礼记·王制》，周代选举之法仅行之于士以下，大夫以上皆为世袭。周天子所用的大臣，只能在特定的贵族范围中选择，诸侯用大夫亦然。所以凡贵族后代，一定要学习做官的一套，也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在官府”，而贵族子弟，则必进官学28。而在郡县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从分封制下的社会政治阶层转化成了郡县制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郡县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于政体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君主成了国家的绝对所有者，因此，混合性问题就集中体现在治理权上，而非所有权上。成为官僚的贵族便不再具有封地主人和天子臣属的双重身份，而仅仅只有天子臣属的一种身份。贵族的归贵族，官僚的归官僚，前者是纯粹的社会阶层，后者则是政治阶层。

官僚这个独特的政治阶层尽管在正式结构中处于依附性地位，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实际的自主性，这种特征古今一律。官僚的主人（现代政治家和古代的君主）只能对公共决策作出原则性和抽象的规定，而政策的解释和执行则完全操纵在官僚手中，对于利益相关人来说，这种解释和执行往往是最为关键的东西。所以，在君主/官僚制中，君主尽管掌握正式的最高治理权，但实际的治理权却掌握在官僚手中，君权也就被实际地制约了。这种制约往往让君主特别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朱元璋为了摆脱这种制约，干脆亲自治理，结果形成宦官专权，以治理失败告终。

官僚地位如此重要，所以，贵族就拼命将关键性的职位控制在自己手中。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新的官员要靠现有官员的举荐，上层贵族就通过抓住选才授官的大权，将主要的官僚职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至魏晋时期，士族地主几乎成为官僚队伍的唯一来源，一般庶族地主难以出仕从政。士族子弟在经济上有世传的丰厚祖产，在政治上不必操心费力，靠祖上资荫，就可以坐至公卿。士族势力坐大之后，君主对它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借助这种势力来进行统治。在这种局面下，制约官僚权力反而比制约君主权力更为迫切了。

三、中国君主制中的平民成分

吸纳了贵族因素的君主制固然有某种混合特征，但还很难就此来断定它就是君主混合制，因为君主制与贵族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同时混合了贵族与平民因素的君主制才称得上是典型的君主混合制。自氏族民主制解体后，科举制度建立前，中国平民阶层一直没有正式的机会参与政体。自科举制度建立后，“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29。钱穆称科举制度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平民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平民是通过考试而非选举的方式参与治理。

尽管科举制度是隋朝建立的，但通过某种方式将平民阶层的优秀分子吸纳进政体，则是此前久已探索的课题。战国时期的贵族食养门客就是吸纳平民的一种方式，西汉建立的察举制，魏朝建立的九品中正制理论上都能够延揽平民人才。但由于这些人才选拔制度过分依赖选拔者的主观因素，没有客观标准，所以为上层贵族所把持，下层贵族都很难入仕从政，更不用说一般平民了。

当然，能够读书的平民一般也不是底层平民，通常都有些家底，或者说至少是小康之家。如果按照过去流行的阶级划分标准，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小地主、富农和中农。这些人按现在流行的词汇，应该叫中产阶层，所以，换一种说法就是，科举制度让中国的君主政体建立在中产阶层的基础上了。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这种政体就是混合政体了，由于其基本形式仍是君主制，所以可称之为君主混合政体。中国君主政体自隋唐后兴盛了一千多年，这种混合性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

科举制度究竟从社会中选拔了多少人来支撑这种政体呢？确切数字很难弄清楚，我们可以看看唐朝的情况。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孟二冬的研究表明，“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当在7182人以上，诸科当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载而不注人数，所以这只是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加之秀才、制科、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总数当在3万人以上”30。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的官员人数很少，到贞观六年，朝廷文武官员总数不过642人。所以，科举几乎成了从政的唯一途径，在中国君主政体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被选拔的人中有多少来自平民阶层呢？由于平民阶层的标准难以确定，其数字也难以确定。据何炳棣的研究，明代进士中家庭上三代未获任何科举功名者占47.5%，仅获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者占2.5%，亦即明代出身于上三代“白身”家庭，非官员家庭占进士家庭总数的50%31。

科举制度不仅使政体在结构上增加了平民成份，而且在公共政策上增添了平民色彩。从乡村考取的官员更能体味农民的痛苦与需要，为政的道德取向更为强烈，除了高度认同儒学中的无为主义、清廉主义理念外，更多了些平等主义理念。无为主义一方面表现为轻徭薄赋，不滥用民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尊重乡村社会固有的风俗秩序，不扰民。清廉主义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被视为为官之首德，《抚豫调教》称“居官首重惟清”，战国时晏婴强调“廉者，政之本也”32。平等主义不太符合儒学理念，因为儒学是强调等级尊卑的，它更多的来自民间一种自发的声音，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科举制度则将这种自发的声音带入政体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陈胜、吴广的发问，因为它认可了贵族平民在“做官”面前一律平等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对豪强势力有着天然的警惕，因此，中国传统政府抑制豪强的政策得到官僚阶层的强烈支持，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科举制度。很多人认为抑制豪强仅仅是皇帝担心他们势力坐大，而导致江山不稳，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应该考虑到因科举而形成的官僚阶层排斥豪强的心理。

对中国传统政体中的这种平民主义，学者们的看法多倾向于否定。如钱穆就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体。萧功秦认为科举制度导致中国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导致文人官僚阶层陈腐保守，不求创新33。更多的观点认为这种平民取向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抑制据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财势过大的家族又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都会被反豪强的政策拉回原地。

这种评价政体好坏的方法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只要过去的东西能够导致现代人的幸福，那就是好东西，而不管古人的感受和死活，这是现代人的狭隘自私心理。科举制度增加了政体的混合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让更多的人有了奔头，让中国传统政体变得更为公平，更为稳定。而公平与稳定是评价政体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西方古典混合政体也是以此为标准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更是以正义为唯一的政体评价标准，而公平则是其正义的基本内容。至于这种政体是否有利于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应该成为其评价标准，更何况资本主义的发展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如果对前现代的政体加以比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政体创新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以非常客观公正的方式将君主因素、贵族因素和平民因素混合在一起。它创造出来不久，就带来了唐朝盛世。波利比阿关于混合政体与国家强盛的定理其实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中国唐朝以后的辉煌文明主要与君主混合政体有关，而科举制度正是这种政体中的关键成分。

四、国家治理权的分离

国家治理权的分离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离，二是相权自身的分离。

中国的君权与相权的分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形成了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钱穆指出：“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34。余英时也认为，二千多年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相权摩擦的历史35。张星久则对君权相权关系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相权在从属于君权的前提下，与后者存在系统性的冲突，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1）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组织具有强烈的自主性；（2）君主对有组织的力量有天然的恐惧感；（3）君主与宰相是政体中权力最大、又最为接近的两个主体，极易产生冲突36。除此之外，前面讲到儒学崇尚贤人政治也是原因之一，儒学主张贤相在明君的支持下独立地处理政务，而且，儒家主张的君主无为也意味着君主不应该干预大臣处理政务。三国时期，魏明帝一次突然驾临尚书省，要求“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却拒绝说，“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下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结果使明帝深感惭愧，“回车而返”37。尽管设宰相制度上是为了实现君主的意志，由此导致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应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制约最有力的印证是君主总是想方设法地削弱相权，扩张自己的干政权力。君主通常的做法是作用自己的亲信，用非正式组织牵制甚至替代正式组织。如汉武帝以“内朝”牵制外朝，光武帝以尚书台替代三公，唐末用翰林学士分享中书省的诏书起草权，明代废除宰相机构代之以内阁, 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等等。除此之外，君主还通过 “御批”、“中旨”、“墨敕”等方式越级干政。

怀有“君主专制”之定见的人士倾向于君权受到制约，但在君主政体条件下，如果君主过于软弱，相权过大，也会带来宰相独揽朝纲，专横腐败的局面。因此，君权、相权保持适度的张力，让二者的权力都处于有限状态是有利于优良治理的。所谓明君贤相则是这种君主混合制下的合理预期。

关于相权自身的分离，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制度有两种，一是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二是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秦朝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是行政长官、军事长官和监察长官，他们各负其责，虽地位有高低，但互不隶属，且相互牵制。治理权的这种分解至少反映了这样几个理念：（1）根据事务类别来划分治理权；（2）三权牵制具有某种稳定性；（3）文官高于武官，军不干政；（4）监察权必须独立。这些理念人们总以为是西方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人早就懂得这些道理，只是后人不懂得去珍惜、挖掘和发挥罢了。

唐朝三省则是从事务流程角度来划分治理权，与秦朝的三公制有质的区别。其流程一般是这样的：中书省取旨拟定诏敕策命，皇帝画一“敕”字，然后下达门下省，门下省行使驳正之权，如果认为可行，就送到尚书省执行，认为不妥则可返回中书省重议。

从正式记载来看，唐朝的这种制度改进是为了提高决策质量，防止决策失误。这种“相防过误”不仅存在于三省之间，还存在于一省之内，譬如说中书省，其内部的中书舍人、中书侍郎、中忆令、给事中、黄门侍郎之间也存在这种相互牵制的关系。如司马迁所说，“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上始早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38。

司马光的这段记述意义非常，它突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待权力制约的独特态度，它的正式目的是为了达致优良的决策，而不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然而，治理权的这种分解，尤其是流程性的分解必然带来权力制约，抑制权力滥用。中国政治哲学不重“权力”概念，而重“职责”概念，正如钱穆所说：“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39。《资治通鉴》开篇即说：“臣闻天子之职也，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40。这里的“分”和“名”就是指职责的分解。权力是伴随着职责的，职责的分解自然带来权力的分解，为了职责的需要而设计的复杂牵制自然也会带来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哲学向来具有显性教导和隐性教导两种含义，它不讲“权力”，而讲“职责”，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权力”。司马光在描述中书省的职责分解时，自然会想到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把大臣之间的这种权力牵制当作君主驾驭群臣的一种手段，但在行文中，这种东西是不好象西方人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哲学中，职责分解是假，而权力分解是真，职责牵制是假，而权力制约是真，而是二者同为真，显性含义与隐性含义同时发挥作用。所以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高明之处，实在早处于西方之上。

三省制度的设计反映了中国人认识到了处理政治事务的流程离不开议事、执行、监督三个环节，认识到了三种治理权之间分立与制衡的必要性。现代中国人不能因为这种分权制衡在实权君主制下没能发挥出现代分权制衡制度那么大的效果，就轻易对它加以否定。

需要后人进一步思考的是秦朝的三公制与唐朝三省制在治理权分解理念上的不同，前者是从事务类别的角度，后者则是从事务流程的角度。究竟哪一种理念更能导致优良治理，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中国传统治理权分离制度中值得强调的是监察权的独立，而且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监察制度。西方古代国家如斯巴达和罗马等有独立的监察官，但发展得不成熟。西方现代政体则不太强调独立的监察权，这一点受到孙中山的诟病，认为不独立的监察权会成为党派政治的工具。

当然，君主专制论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监察权是君主专制的工具，是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手段。不用辩解，独立监察权的确具有这种功能，但在君权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君主为了防止臣子的渎职、腐败，用强大的、独立的监察权来制约臣子，正是君主混合制下权力平衡的体现。在君主混合制下，过于强大的臣权与过于强大的君权一样，都会导致败政。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朝三省制度，就会发现，如果它能得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相对平衡的君权与臣权。但是君主制度有其固有的弊端，也就是君主有更多的机会破坏这种平衡。唐太宗自己就开始破坏这种平衡，因为他自己出任过尚书令，尚书省就将这个官职改为虚位，以副职尚书仆为长官。后来，他和他的后任还给别的官以某种加称，如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仝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让他们分享相权。所以，君主混合制的良好运行还是要依赖明君贤相，这是它的弱点。

传统中国的君主制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政体，这里只是大略描述了它的混合全貌。在漫长的君主制历史中，其混合性程度和特征是不断变化的。在分封制年代，传统中国的君主制主要表现为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在郡县制年代，君主因素得到强化，平民因素也逐渐增加，至科举制度出现后，中国的君主制则主要表现为君主制与平民制的混合。中西方的历史经验表明，君主/平民制比君主/贵族制更容易导致专制主义，但治理权的分解与制衡抑制了这一倾向。中国式君主混合政体充满了复杂而精巧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理性色彩，它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负资产。在中国打造现代混合政体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政治理念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如何借鉴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点，如何处理选举制与考官制的关系，如何进行合理的治理权分解与制衡，都是我们需要在继承传统智慧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真探索的课题。在此过程中，应该将传统智慧、西方智慧和现实智慧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兼收并蓄。

1 这里的混合政体定义用的是古典定义，其中，民主制指的是古典的民主制，即多数人的统治，主要表现为平民的统治。

2关于三种政体有形迹可循，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公推制转为世袭制的过程是这样：一开始是各族长老推举有德者、有智者或有力者，但被选者权力一旦坐大便破坏推举旧法，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夏传王位于儿子启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例。关于氏族民主制的证据，相传是炎帝后裔的苗族至今还保存有“榔社”制度，遇有大事，要举行全榔大会，共同议事。

3孙中山的自由过多论，参见《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钱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说法不以为然，参见《如何研究政治史》，载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台北：商务，1970年)；他曾指出“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参见《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探讨，最令人关注的是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的著作：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4政治儒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王之学，或制度儒学，区别于心性儒学，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第96－97页。

5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6远古之君主，较多亲情性质，较少神权性质，只是随着治理规模的扩大，人际紧张和冲突的增加，亲情的合法性便不太充分，于是便有了通过祭祀将权威神圣化的需要，这便是神权君主制的起源。譬如说，对异族的统治，就不得不依靠神权。“对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伦理关系。在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异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参见张荣明：《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载《孔子与儒家》，2002年4月12日，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szdgjjgygjjg.htm。

7张星久：《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与生成机制——兼论“儒家自由主义”问题》，《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

8《周敦颐集》卷二，师友篇（上）第二十四。

9 《荀子·子道》。

10 有正式机构也不是教会的必要条件，《圣经》新约中的教会就是一个相互“洗脚”的精神共同体。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争议很大，本文倾向于肯定的答案。参见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上集），2000年2月（下集）。

11 《孟子·尽心下》。

12 《孟子·万章上》。

1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

14 唐甄：《潜书·下篇》。

1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88年，第669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册），第68页。

17张岱：《四书遇》。

18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周氏班爵禄》。

19《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20《明史》卷231，《顾宪成传》。

21 汤敏轩：《略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有限分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22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3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收入《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4 林沄文；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25 李启谦：《试谈鲁国宗法贵族共和政体》,《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26 主要表现是他们设置并统领神务系统与政务系统两套官职。商朝设立“五鸟”、“五鸠”分掌神事和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周朝设立天官和五官分掌神事和民事（《礼记·曲礼下》）。

27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完成，确定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自此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分封制正式存在1849年。然而，君主/贵族政体存在时间更为长久，据现有的记述可以推测，尧舜禹时代也是这种政体，只是贵族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因为它们可以推举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贵族政体或贵族/君主政体。

28 周天：《郡县制、官僚、臣权制约——中国古代权力制约史事谈之四》，《检察日报》（绿海副刊），2003年11月9日。

2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30 实际数字应该更多，譬如明经科的人数，史无专门载记，其人数倍于进士或更多，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参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赘语（下），《古籍整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2003年第5期，总387期。

3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e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12-114.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连书店1998年出版，第135－136页。

32 《晏子春秋·内篇》。

33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2001年9月17日。网址：http://www.edu.cn/20010917/3001888.shtml.

34 钱穆：《如何研究政治史》。

35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载《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36 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求索》，1998年，第2期。

37 《三国志·桓二陈徐卫卢传》。

3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贞观三年。

39 钱穆：《如何研究政治史》。

4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读书笔记3（西政治史）（10 02 04）

白天找星星 — Wed, 03 Feb 2010 17:05:41 GMT

这次听取Flona同学意见。。换个方式记录吧。。。

前几天刚看完很有冲动写的不过由于是在学校。。哈哈。。。是的煞笔回学校住了2天

还好有笔记不过很凌乱下次要注意下笔记方式。。

要明确2点的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城邦的动物”，他们认为人（公民）的价值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他们会把自身、社会与城邦结合在一起，自己的利益就是城邦的利益（早期的公民思想与当时哲学家追求的），而不像现在的，把社会与国家对立看待再者古希腊精神的精髓是理性，城邦与制度的发展历史某程度上相当于理性对习俗惯例的提问、质疑到最后的习俗惯例向理性屈服

简单点就是人与城邦的结合理性

古希腊早期虽然民主制度方面不比卢梭与伯利克里那么完善但相对于后期他们更能实现民主（虽然依然有贵族阶级）后来出现了迎合民主政治下企图从事政治事务的人们对宣传演讲技巧的需求即智者学派他们试图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行为正当化开始向习俗惯例提问（当时的习俗与惯例相当与法律）（在向习俗提问的期间必然会发现反面的东西即新东西所以称为“智者” 哈这个说法不错）智者学派的出现促进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利益的分化再以“民主”这个大舞台（特别是伯利克里黄金时期）党派斗争也就出现了（之前也有现在更激烈而已）伯利克里时期的黄金时期也就意味着雅典开始走下坡路随着伯利克里在一场希腊大瘟疫中逝世加上雅典与斯巴达乃至希腊地区战争中的失败（当时雅典有点老串）雅典的城邦面临瓦解然后教科书上“苏格拉底为了挽救当时颓废的雅典城邦制度”出现了他希望以理性思考的结果创造新的社会规范政治体制讽刺的是伯利克里宣称最民主的雅典没能做到思想上的包容苏格拉底就这么挂了之后的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探求着如果建立最完美的制度理想国是个值得研究的好东西

他们在探讨时所出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法律所依靠的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法 or 人类实践形成的习惯法？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到底是理性思维出来的产物能占主导地位指导城邦的发展还是以城邦实践经验为主来发展即又回归到理性与习惯习俗之间的问题

期间出现了自然法这一东东也就是后来社会契约论背后的那个东东这里提醒的一点的是自然法本身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与法治秩序所必须的稳定客观性相矛盾我只希望会出现个超级牛B的人来解释自然法

还有些其他方面的东东可以谈谈的有关古希腊成为西方人类思想发源地的原因当然了原因肯定是不全的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在希腊有着各种各样制度的城邦它们的制度各有区别而且发展时间不一样有得发展较快有得发展较慢由于我语文能力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各种各样的城邦制度给当时的思想家提供了大量材料（说明下的是尽管希腊地区分为大量城邦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文化公民常常往来与各城邦这也正如普罗太格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你在这里待的不爽就滚球也因此智者们认为没有必然固定的东西有的只是各城邦自己认为的东西他们也就可以四处质疑了。。？~）

然后为什么希腊没有像东方的波斯等国家发展成帝国当然原因也是很多的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与部落一样，是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本身已经能实现自给自足，这已经足够。而且，城邦不仅是物质必须，更具有不可代替的伦理意义（人在城邦中实现自身价值）。而帝国则是人为非自然的而且由于当时希腊地区地理因素问题要统治一个帝国收益小成本大（还有其他贬义的忘了）

看了之后有很多想法再加上之前看过些有关美国三权分立的东西再加上希腊的民主又有很多YY 在此写下让以后的自己回头看看

三权分立原则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是实行的较完牛B的权力制衡体制了有了权力制衡我们才能谈民主是吧？

我想说的是在美国还是有着许多问题出现权力制衡不是充分条件

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出现利益分化出现竞争好让我们做到会必然会出现利益集团竞争这一事实

国家目的之一就是对内安全竞争容易引起纷争 OK？除非个个都是孔圣人

然后我会转移到伦理方面去追求的是物质or精神？

part1 好先从物质方面入手

感觉这方面大家已有深刻体会随着科学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只会越赚越多打工仔只会越来越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也就是说很难实现“平均”与满足当然了马克思那套牛B的社会主义我是顶礼膜拜的

追求物质起源于个人利益意识的觉醒正如卢梭所说人类一切不平等的起源就是私有制（找了几分钟哈）这说法虽然被小康社会一票否决。。从一开始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公平到之后的个人利益到最后我们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超越这一层次的？~ 强大的生产力满足需求（我无法想象） or 教育（可以想象。。）

part2好转移到追求精神方面的

古希腊人可以在城邦中做到追求真善美他们认为物质财富只为维持生命真正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参与（归类为精神的满足吧）把追求精神上的真善美作为社会主流我的YY是可以通过教育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开展的。。满足吃喝拉撒应该是前提。。恩不过尽管追求真善美依然会出现党派斗争最典型就是宗教战争 oh shxt

崩溃

好吧我承认我看的书很少没有任何可供我思考的材料滚回去看书才是王道。。

我也像柏拉图那样 YY一个完美的人他为城邦制定一切法律这法律是完美的足以解决一切事这些法律都是不能变动的因为完美的人制定出的法律就是完美的而完美的东西就是静止不动的因为运动无非就是趋向于完美or趋向与不完美不过除了耶苏等人（神？）其他人是不会说自己是完美的人（神？）因此人制定的法律就必须留有修改的余地但又不可频繁改动法律否则会引起社会混乱例如某某法律10年不变等这就是立法者、法律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要提一点牛X的古希腊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在奴隶制上（至少雅典是如此）公民从原来一部分消耗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时间（工作）通过奴隶的代替把这些时间花在了城邦事务上

以上是古希腊理性的政治下次是城邦的性质与目的

PS：感谢Flona同学提供的1100G 奋斗3个星期如愿骑上大鸡这G我会还你的哈

三、中国近现代史(一)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耕田读书 — Mon, 01 Feb 2010 01:02:06 GMT

三、中国近现代史

(一)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近代中国的艰难探索	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斗争	鸦片战争(1840-1842)——中英《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佃[京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辛丑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国共二次合作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资政新篇》(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
		辛亥革命(1911)——兴中会(革命团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同盟会(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191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清朝灭亡(1912．2)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五四运动(1919)：直接原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国共合作(1924)、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八七会议(1927)、开辟井冈山道路(1928)、遵义会议、《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辟敌后根据地、《论持久战》、中共七大(194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重庆谈判(1945)、三大战役(辽沈、准海、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现代中国政治	新中国的政治建设	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秦朝————汉朝————隋唐————宋朝————元朝————明清确立巩固完善强化加强顶峰集权专制 ↓ ↓ 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 ｜ → 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维护国家统一，有积极意义加强专制，消极作用多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从集权到专制二、分裂与统一 1、分裂的原因 ⑴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占主导地位） 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政治腐败） 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化矛盾） ⑷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2、统一的原因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原因: ⑴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⑵从思想上看，中华民族很早就产生了统一的思想要求，经儒家发展为“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的思想根源。 ⑶民族融合使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加强。 ⑷中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使少数民族向往中原。（被征服） 3、评价： ⑴分裂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次要的地位。 ①从时间看，封建社会分裂时间不超过几百年。 ②从朝代看，重要的朝代都是统一的王朝，影响巨大、深远。 ③从分裂时期看，分裂孕育着统一，出现局部统一。 ⑵对分裂与统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国家分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对分裂简单地加以否定。 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处于主要地位。要充分肯定国家统一的历史进步作用。三、治乱兴衰 1、产生治世的原因 ⑴统治阶级调整统治政策在长期战乱、分裂，新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一般都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而调整统治政策，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采取修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治世。 ⑵统一的局面下，政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开元盛世） ⑶在社会出现严重危机之后，经改革调整而出现中兴局面。（光武中兴） ⑷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交往。（贞观之治） ⑸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2、出现乱世的原因 ⑴统治黑暗、腐朽。如皇帝不理政事，重用奸臣、宦官等人，造成外戚或宦官专权的现象。（汉、唐、明） ⑵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膨胀的现象。ex:东汉、唐末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激化。ex:西晋 ⑶农民战争的作用。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农民流亡，引起农民起义。 ⑷自然灾害。 3、认识 ⑴对治世肯定其进步作用，但也要看到，各阶级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正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社会出现治世。 ⑵乱世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但是： ①处于乱世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斗争，有利于民族融合。 ②在局部统一地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加强恢复和发展经济，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奥巴马：人类政治史中的阿凡达第一哲学 — Tue, 26 Jan 2010 13:32:16 GMT 阿凡达，在电影《阿凡达》中是Na'vi族土著和人类的混合人造物种。在梵文中，则指在世界末日降临之际到来的最后一个“化身”。他们的共同使命，都是让世界结束不必要的纷争和苦难，而走向一个美好图景。本博认为，奥巴马就是人类政治史中的阿凡达。这不仅仅是因为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白”后裔总统，更关键的是，在他身上，结合了人类诸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因此，他有能力改变美国，并且推进人类团结。 1月20日是奥巴马总统就职一周年，但不好的消息接二连三。不过，奥巴马不愧为奥巴马。日前，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我宁可自己只任职一届，做个真正的好总统，也比做两届碌碌无为的总统要好。” 对奥巴马如此坦诚而且大无畏的政治品格，我们只能深深折服！对美国人能够拥有如此淡定而且负责任的政治家，我们只好暗暗羡慕！奥巴马正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家。或者：如果说当前的美国社会并不怎么健康、正常的话，那么，奥巴马将是一位能够带领美国社会步入正途的总统。因为奥巴马具有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大智慧。其中，他对整个美国社会和当今世界的洞察力和控制力，任何“政客”都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奥巴马的竞选口号“CHANGE”一样，整个世界需要变化，而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奥巴马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尽管一些媒体认为他并没有兑现“改变”的承诺，然而，透过他的一系列言论和举措，我们认为，奥巴马正在带给美国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相信，自古英雄多磨难，奥巴马当前所面临的阻力，恰恰就是他所需要的鞭策性的“动力”。这些阻力，同时也是美国政治长期存在着的一些弊端的显现。例如，能够照顾更多普通民众权益、早就应该推行的医疗改革难题，挑战的是贫富分化和特殊利益。民主党在此次参议院补选中失败，也在无形中考验着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和政党政治可能导致的社会失衡。美国式的民主，能否扬弃传统，从而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或曰“精英政治”，是对奥巴马的特殊考验。时代造就英雄，奥巴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关口中。不过，能够预见的是：以奥巴马的赤子之诚和卓越才能，他完全具备胜利闯关的能力。除了奥巴马自身所潜在的积极因素之外，外部环境和美国社会更为他创造了历史机遇。首先，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其次，美国已经积累了变革的巨大社会需求，尤其是需要处理布什时代遗留下来的成堆国际国内难题。然而，内因是主要矛盾。奥巴马必须重振美国。美国并非一个理想社会。然而，美国社会有能力通过关键性的历史人物而复苏，并且重新走向繁荣。这得益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吐故纳新的实用主义精神。自由主义能够保存实力，而实用主义能够促进变革。美国式的民主，在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作用下，能够吸纳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关键的是，美国能否出现这样的一位具有时代自觉意识的政治领袖。值得庆幸的是，“阿凡达”出现了。老子说过：“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奥巴马之所以能够成为“阿凡达”，乃因这位政治新人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宁做一届真好总统，不做两届庸碌总统”，并非抒发雄心壮志的豪言，而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然具备的行动主义的写照。奥巴马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政治典范。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或“行动的成功”。 “行动”必然意味着“CHANGE（改变）”，包括民主形式的改变。然而，对于“行动”以及“行动的效果”的评价，必然需要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作为“美国精神”核心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新实用主义哲学则进一步阐明了民主的伦理逻辑。例如普特南认为，民主首先是伦理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 “宁做一届真好总统，不做两届庸碌总统”，是对美国宪政精神的实践，其价值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对于“做总统不超过两届”这一不成文先例的开创。然而，奥巴马的这个说法，更是他本人对于“道德政治”的身体力行。仅凭这句话，奥巴马就已经是一个不俗的美国总统了。而奥巴马的这个“道德政治”誓言，指向的却是一个更远的社会目标：政治只有服从于伦理原则，政治才是政治。并且因此之故，好的政治行动就是实实在在的道德本身，而道德实践的应有之义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反特权”以及反对特权所得的特殊利益。毋庸置疑，奥巴马正在推行的政治模式，足以抵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所担忧的“多数人的暴政”——亦即阻碍美国社会继续繁荣的“精英政治”。所以，我认为奥巴马终将改变美国，而“阿凡达”终将赢得世界。 ———————————— 本博关键词阅读：民主自由孔子奥巴马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奥巴马：人类政治史中的阿凡达吴三兴 — Tue, 26 Jan 2010 13:36:21 GMT 阿凡达，在电影《阿凡达》中是Na'vi族土著和人类的混合人造物种。在梵文中，则指在世界末日降临之际到来的最后一个“化身”。他们的共同使命，都是让世界结束不必要的纷争和苦难，而走向一个美好图景。本博认为，奥巴马就是人类政治史中的阿凡达。这不仅仅是因为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白”后裔总统，更关键的是，在他身上，结合了人类诸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因此，他有能力改变美国，并且推进人类团结。 1月20日是奥巴马总统就职一周年，但不好的消息接二连三。不过，奥巴马不愧为奥巴马。日前，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我宁可自己只任职一届，做个真正的好总统，也比做两届碌碌无为的总统要好。” 对奥巴马如此 …… …… 春秋战国政治史1 敏于行 — Wed, 13 Jan 2010 09:11:24 GMT 本卷提要本卷是论述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史的著作。书中所涉及的时间是从公元前７７０年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政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历时５５０年。这一时期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春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瓦解，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这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书中对这一变革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像周王室的衰落，五霸的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战国七雄的兴衰，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各国的变法图强运动，各种政治制度的兴革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论述。本卷兼具学术性、知识性，有助于读者对我国奴隶社会是如何消亡，封建社会是如何从奴隶社会母体中形成、发展，以至最后取胜的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了解，从而增强读者对历史脚步的感知。一、春秋战国政治概述（一）春秋战国名称的由来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传统上称为“东周”。这不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东周王室的国王，是西周国王的直系子孙，而且直到战国前期，各诸侯国还把它作为天下共主，借它的名号来提高地位。像韩、赵、魏三家，早已瓜分了晋国，但它们要成为正式诸侯，还需要周王的一纸“命书”。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赐赵、魏、韩皆命为诸侯。”①直到此时，三家分晋才算“合法”。齐国的田氏在国内早已取代了姜氏的地位，但它不但不被承认为诸侯，就连同周王直接打交道的权利也没有。田氏被列为诸侯，是它通过魏国向周王请求，在魏国的帮助下才实现的。齐康公十八年（公元前３８７年）田和与“魏文侯会■泽（今河南禹县），求为诸侯。”魏文侯派人向周王说情，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②田氏这才名正言顺地取代姜姓的齐国，受到诸侯国的认可。周天子的权威，直到战国中期也还有一定的作用。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３４４年），魏惠王会诸侯于逢泽，接着“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①魏惠王此举的目的是借周王的旗号来号令诸侯，演着春秋霸主们的戏。这一年距战国开始的年代已有１３２年了。周天子权威的彻底丧失，是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３３４年）。这一年，魏惠王与齐威王相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互相承认对方称王，这是中原诸侯国称“王”的开始。在此之前虽有楚、吴、越等国君称“王”，但那是被认为“失礼”的蛮夷君长，中原诸侯没有称王的。“王”的称号，在中原王朝的礼制中，是周天子的专利。现在诸侯国都相继称“王”，没有任何经济、军事力量的东周小朝廷，就不再被人借用它的名号来号令诸侯了。而各国国君，都想着做天下的“王”，已不需要借用他人的名义。这种政局的出现，已是战国中期的历史。所以，史书上所称的夏、商、周“三代”中的周，实包括西周和东周，亦即包括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时代。因而王孙满对楚庄王说，周天下的历数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②。西周历时２５０余年，春秋、战国历时约５５０年，大致为近８００年。 “东周”这一名称的来历，是由于周平王把王都迁到成周，即今河南省的洛阳市之故。在这以前，周朝的王都在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１２公里处的沣河东岸。成周地理位置在镐京的东边，故称为“东周”，而王都在镐京的一段时期，就被后人称为“西周”。 ①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① 《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章。 ② 《左传》宣公三年。 “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名称的由来，却比较特殊。它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的。《春秋》这一名称，本来是各国史书的名称。在古代各个国家都设有史官，“君举必书”，史官有左、右二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史官记事，本是编年体性质，一年四季所作之事都书于简牍，但不能全举春、夏、秋、冬四字来作为书名，于是概举“春”“秋”，以包括“夏”和“冬”。各国的史书都已亡佚不存了，今天所见到、被收入《十三经》中的《春秋》，是鲁国的史记。鲁国的《春秋》，因经孔子整理而入于“六经”，即孔子作为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一，因而被保存了下来。后来又有左丘明和公羊、谷梁等几家作传注，这三家注在两汉时期，都先后被列为官府学校中的教本，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春秋》所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左氏至十六年），中经鲁国十二位国君，历时２４２年。 “战国”这一名称，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战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顷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变化，如《史记?平准书》说：“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②。但使用者还不普遍，像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涉及到战国时的人和事时，还常常用“六国”这一名称③。（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起始年代，是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７７０年）迁都成周时开始，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灭亡东方六国，统一全国。共历时５５０年。春秋战国之交在哪一年，从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史书所载大致有四种①：１．在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４８１年。公羊、谷梁氏的鲁史《春秋》终于此年，是为了上接《春秋》书中的记载。２．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４７５年。这是以周王室为标准的划分。周敬王死，其子元王即位，一个新的王年开始。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就从这一年开始，现代史学家郭沫若的古史分期也采用这一年代。３．在周贞定王元年，即公元前４６８年。这也是以周王的某一王即位为依据划分的。４．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４０３年。周王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周王承认晋国三大贵族为诸侯，就打破了西周以来诸侯国的格局，是一种新现象。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采用的这一年代。 ①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715 页。 ②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 页注①。 ③ 见《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731、1733、1734、1742 页。 ① 参见杨宽《战国史》，第 4 页。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的进程，在各诸侯国间是不一致的。各国发展不平衡，变革有先后，不好用一个具体的绝对年代来作为分界，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时代。像鲁国早在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９４年）实行“初税亩”，就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５６２年）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三分公室”，鲁昭公五年（公元前５３７年）“四分公室”，“皆尽征之”，就是已经封建化了。晋国“六卿”在“三家分晋”前，从新出土的《孙子兵法》中的《吴问篇》看，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经济政策。他们对田制和税制都进行了封建化的改革，采用征收租税的地主制剥削方式①。但是，秦国的封建化完成，却要到商鞅变法时。商鞅第一次在秦国实施变法是在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３５６年），第二次变法是在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３４３年）。可见，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各国的社会制度都在转变当中，而有早晚的不同，选用哪一个具体年代都有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里面。而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又是以《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得名，则以两书所记史实的起迄为相交年，是较恰当的。《战国策》是游士的说辞，不是编年史，无具体纪年。《春秋》是鲁国编年史，所记史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４８１年（左氏到鲁哀十六年，前４８３年），以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分期年代，我们以为是合理的。（三）春秋战国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从周王朝的角度讲，仍然是姬姓的天下，周平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国王幽王的太子，所不同的，只是国都迁到成周。而成周在西周时代本就有陪都的性质，号称东都洛邑。在形式上，好像是西周王朝的继续。实质上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史称平王以后为“东周”。西周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是周王的地位高、权力大，他是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诸侯只是周朝中央政权下的地方政权。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与西周大变。东迁后周王室经济、军事实力大减，王室微弱，逐渐形成了齐、秦、晋、楚争霸的局面。司马迁说：齐、秦、晋、楚在西周时甚微弱，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时“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①。春秋时代，就成了霸主的天下，周王室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共主。霸主，本是由夏商周的方伯演变来的。《白虎通?号篇》说：“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西周时期，周天子为了对分封的诸侯国进行统治，任命某一诸侯国为一方的方伯，代周王对此一方较小的国家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的“伯长”，已不是天子任命（虽然形式上还要周王承认），而是靠实力争夺，用武力迫使弱小的国家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是一种强权政治。春秋２００多年间的政治，就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政治。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主政治。而这时的国家，从周王室来讲，是从西周的统一走向分裂。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姓所替代。春秋时不大参与中原政治事务的北方燕国，也强大起来。再加上原来的秦、楚两国，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国，称为“战国七雄”。战国时期的各国政治，就是“富国强兵”和“吃掉对方”，以达到中国的重新统一的政治。春秋时的政治是“争霸”，战国时的政治则是“兼并”。为了争夺霸权和兼并他国或者不被别国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都进行了图强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改革运动，成为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既使该国富强，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前进，像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成文法的公布，促进了“明法审令”的封建法律制度的确立；郡县制的设置，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等等。春秋时大国的“争霸”，战国时七雄的“兼并”，以及围绕着“争霸”、“兼并”而进行的各国内部改革运动，国外的“盟会”和“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就是本书所要向读者呈献的内容。（四）春秋战国政治史的主要特征春秋战国政治史上最显明的特征是“变”，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讲，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从国家形式讲，是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割据到新的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从各种政治制度上讲，是新兴的、封建的制度逐渐代替旧的奴隶制度。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司马迁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①。一颗颗旧贵族人头落地，像晋国，“八郤、五大夫、三卿”、“一朝而灭” ②。“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③。一个个旧时的权势豪门之家凋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①。“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②。一股股新势力勃起，“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③，竟至陪臣——贵族家臣——执掌国政。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政治上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时代才能与之相媲美。这两次变革，都对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推动了历史的飞速发展。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国语?晋语八》。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 ③ 《左传》昭公三年。所指都是晋国旧贵族。 ① 《左传》昭公三年。所指都是晋国旧贵族。 ② 《国语?晋语九》。 ③ 《左传》襄公十年。二、周平王东迁和东迁后的政局周定王四年（公元前６０３年），楚庄王把军队开到东周王室的边界上，向前来慰问的周室大夫问起“周鼎”的轻重，大有取而代之之意。王孙满说周成王定都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现在天命未改，周鼎的轻重还不可问。因为作为姬姓的周王朝子孙，要到战国后期的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２４９年）才最后被灭，所以历史上把春秋战国统称为“东周”。实际上，东迁后的周王室，它本身已降为一个诸侯国，春秋的政治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在政治上已不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了。因此，春秋时代的政治不是西周的继续，而是跨入另一个时代。平王东迁，是这一时代的开始。（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西周最后一位国王——周幽王的第十一年（公元前７７０年），由于他荒淫残暴，宠幸褒姒，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诸侯的不满。申后的娘家申国国君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周王都镐京。周幽王的军队大败，幽王被犬戎兵杀死，褒姒被犬戎掳去。建国２５０余年的西周王朝①就此灭亡。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在申国国君申侯及鲁国国君、许国国君文公拥戴下立为“王”，这就是周平王。犬戎在攻破王都镐京时，不但大肆掠夺财物，还捣毁宫室。犬戎的势力，已逼近西周王都，而周平王手下已没有什么力量能同戎人抗衡。鉴于他父亲被杀的教训，镐京是不能再作为王都了，他于是将成周（今洛阳市）作为王都。把镐京旧都中被犬戎劫余的器物，连同一些王室贵族，迁移到成周，史称“平王东迁”。东周时代，亦即春秋时代就此开始。周平王东迁后，西边的土地并没有完全丧失，也还有一些贵族没有随着迁移。在西边的虢公翰于是拥立王子余臣在携地即位为王，称为“携王”。携地今不可考，当在关中。携王的拥立，是西都旧臣对平王的抵制②。这时的周朝出现了两个王，成为二王并立的政局。西边的携王，虽有留在西部的贵族支持，但力量不大。在西部被犬戎攻占后，经济已残破，而大片土地又被戎人占去。周平王原本是幽王的太子，后幽王废掉他另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而在犬戎的进攻中，伯服同幽王一道被杀死，宜臼也就成了当然的继承人。所以就是地处西陲的秦国，也不支持携王而拥戴平王。《史记?秦本纪》中载“周避犬戎之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东方国家除申、鲁、许直接拥立平王外，还有晋、郑等国，《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西部的一些贵族，也支持平王，周王室大臣伯舆的家臣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具备，王赖之。”①携王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 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184 页。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７５０年。或说晋文侯二十一年，即公元前７６０年），晋国国君文侯攻杀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平王对晋文侯大加褒奖。《尚书》中有一篇《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的策命书。携王被杀，周王室重归于统一，但东迁后的周王室已元气大伤，再无力控制诸侯了。（二）东迁后的周王室西周时期的周王室，无论土地、人口、军事、经济力量都是最强大的。而东迁后的周王室，已是昔日黄花，没有了往日的辉煌。这主要表现在：１．版图缩小周平王东迁初期，周王室尚拥有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方六百土地。在关中岐山以东，秦国赶走戎人后，献给了周王室，名义上还属王室的产业，还可堪称“小康”。然而，这种境况，周平王的子孙却不能维持下去。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５５年），晋献公借道于虞国灭掉虢国②。这件事是周王室盛衰一大变局。虢国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地区，是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古时的桃林塞、函谷关、潼关就都在这一地区。晋国占领虢地，关中的大片土地即不能为周王室所有，就只能局促在东部的数百里间，从而降为二等诸侯国①。东部的土地，周王室也不能固守而逐渐缩小。周庄王九年（公元前６８８年），楚文王灭申国，在申设县②。申国被灭，周在南方的屏障失掉，楚国的边境就直接同周相邻，所以才有楚庄王陈兵周王国边界上“问鼎”的举动。周惠王四年将虎牢以东地赐给郑国，将酒泉地赐给虢国③。虎牢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又称虎牢关、北制。虎牢以东赐郑，使周室的东境已不过虎牢关。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６３８年）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往伊川④，伊川地域在今河南省嵩县、伊川县间，本王室领有，现又被戎人占去。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因平定王室内乱，支持周襄王有功，周襄王于是把黄河以北的“阳樊、温、原、欑茅”等邑赐给晋国，“晋于是始启南阳”⑤。这样，周王室所拥有的土地，东西已不足二百里，地位更加下降。 ① 《左传》襄公十年。 ② 《左传》僖公五年。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6—167 页。 ② 《左传》庄公六年。 ③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④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⑤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２．财力穷困东周王室土地大为缩小，收入锐减，财力穷困就是自然之理。王室财政困难的程度，在春秋初年就显露了出来。周平王在即位后五十一年（公元前７２０年）死去，继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于是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６５１—前６１９年在位）没有乘车，也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置办丧具开销，又派人向鲁国要钱。因现存古籍《春秋》一书，是鲁国的史记，故所记天子与鲁国关系留于后世。周天子向他国求财的事，因不见于记载而缺如。不过周景王（公元前５４４—前５２０年在位）当面向晋国使臣索要贡品，却见于史籍。周景王十八年，景王设宴招待晋国的使臣荀跞，席上使用鲁国献给王室的酒壶，景王指着酒壶说：“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①质问晋国不送财礼给王室。可见，周王已顾不得“天子不求私财”的祖训了。王室地盘小，财力弱，诸侯国与王室的地位颠倒了过来。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５１８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要晋国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我》篇中的“缾之罄矣，惟罍之耻”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这是十分形象而恰当的对比。３．天子权威迭落西周时期，天子要定期到全国各地视察，以考核诸侯的政绩，称为“巡狩”。诸侯定期要到王都朝见周天子，称为“述职”。东迁以后，周王“巡狩”礼就再没有进行过，诸侯也不朝见天子了。像“周礼尽在鲁”的鲁国，在鲁隐公执政的十一年中，周天子曾三次派使臣到鲁“聘问”，而鲁国却一次也未去成周朝见过周王。按照旧礼制，诸侯死后，儿子继位时，办完丧事，必须穿上低等贵族士的服装，到王都去朝见天子。周天子再按他父亲的爵位赐给衣冠及礼器车马，称为“受命”，这样才算合法。东迁以后，这一礼制也没有了，但受天子的“命”为合法的诸侯，还是要的。然而已不是新君到王都去“受命”，而是打发一位使者到王都去“请”，实即是要“命”。周王也只好派人把册命送去，取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做天子“锡（赐）命”。来“请命”还算是对周天子的尊重，大都是干脆不“请”，径自顾自当上诸侯。如鲁桓公，到他死时，也没有派人去“请命”。直到他的儿子鲁庄公上台，才派人向周王为他的父亲“请命”，而这时的鲁桓公已是冢中枯骨了。在诸侯的争霸斗争中，周天子被用作霸主号令诸侯的旗号，他们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为了“尊”他们自己。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后，于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武涉县东南）会盟诸侯。晋文公要想提高盟会的规格，把周襄王召来与会，周襄王只得前去。天子跌份到如此程度，以至鲁国的史官不便直接记下天子被召而往的事，从为“尊者隐”出发，绞尽脑汁，想出“天王狩于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这几个字来掩饰①。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更有甚者，如郑庄公，他公然开着军队同周王对攻。郑庄公（公元前７４３—前７０１年在位）是郑武公的儿子。郑武公在周平王东迁时，拥戴有功，继承他父亲桓公在王朝为卿士的职位。郑庄公是一位狡诈而又跋扈的人，他在王朝作卿将大权独揽，周平王想任命虢公为右卿士以抵消他的影响。这事被郑庄公探听到，他立即去质问周平王。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却矢口否认，平王怕得罪郑庄公，于是提出交换儿子作为“人质”以取信。周平王死后，他的孙子林继位为周桓王。桓王对郑庄公的专横，采取强硬态度，准备让虢公为王朝卿士，以分郑庄公的大权。这事又被郑庄公知道，郑庄公于是在周平王死后的次月就去抢割周人温地（今河南温县）的麦子，同年秋天又去抢劫成周的谷子①，以给新即位的周桓王一个下马威。周桓王不为所动，郑庄公从此不到王朝理政，也不朝见周王。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７０７年），就率领王室军队和卫国、陈国、蔡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开着军队与王师对阵，周、郑军队在繻葛（今河南长葛）相战。结果周王的军队大败，郑国大夫祝聃瞄准周桓王射出一箭，射中他的肩头②。作为地处中原诸侯，且又是与王室十分亲近的郑国，公然以军队对抗王师，并射伤周天子，应被称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但当时并未有一位诸侯国站出来对这一行为表示谴责，并支持周天子。郑国的这一箭，实是将天子的权威射落在地。４．诸侯僭越礼制，觊觎神器西周社会中，等级制度是严格的，所谓的“礼经三百，曲礼三千”③，以防范超过等级的越礼行为。到春秋时期，诸侯想要打破这些规定，讨厌这些条款妨碍自己的行动，都把它毁掉了④。我国古时毁书烧书的传统大致从此时就开始了，并不是商鞅、秦始皇的首创。进入春秋，诸侯越礼的行为就不断出现。被孔子称为“正”的齐桓公，有“庭燎之百”的越制行为。“庭燎”是夜间朝堂上点燃的火炬数。按礼制，朝堂设庭燎数是：天子百燎，主公五十，侯百子男三十⑤。齐桓公庭燎设百，显然是僭用天子礼制。晋文公在平定王室内乱后，受到周襄王的礼遇，并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晋文公却公然向周襄王“请隧”，即死后用天子的礼制下葬，遭到拒绝。周襄王说，这是天子的制度，周室的天下还存在，就有两个王出现，叔父你也是会不高兴的。周襄王于是把黄河以北的八个邑赏赐给他，作为补偿①。其实，在丧葬制度上，一些诸侯国早已越礼，不仅是“二王”，不知有多少“王”了。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虢国墓地，在１０５２号墓内出土七件铜鼎六件铜簋，是一套大牢七鼎的礼数②。按礼制，天子用大牢九鼎，诸侯国君用七鼎。但在此墓中出铜戈一把，上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知此墓是虢国君太子的墓。按礼制，太子葬礼应比国君低一等。虢太子用大牢七鼎，虢国君一定是大牢九鼎，用天子的葬礼。晋文公向周王“请”不准，虢国君却不请而擅自僭用。 ① 《左传》隐公三年。 ② 《左传》桓公五年。 ③ 《礼记?礼器》。 ④ 《汉书?艺文志》云：“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 ⑤ 《礼记?大传》及孔颖达疏。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8—30 页。虢国一个小国，周平王、桓王都有意任用虢国君为王室卿士，并由此惹恼了郑庄公。受周天子重用有加而在王朝任职的一个小国，在国内都僭用天子的礼制，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进入春秋时期以后，由于周王地位衰微，僭用天子礼制，当是已十分普遍的事情了。到战国时期，周王的权威更微弱。各诸侯国内的贵族纷纷起而打倒国君。像晋国由赵、魏、韩三家瓜分，齐国被贵族田氏取代。诸侯倒霉，新的贵族起而为诸侯。新贵族上升为诸侯，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在周显王三十五年，首先由晋国贵族升为诸侯的魏国与替代姜姓齐国的贵族田齐，在徐州相互称王，接着在周显王四十五年，韩、赵、魏、燕、中山五国国君互相承认王号。这其中除燕国是西周旧封国外，其它四国都是从贵族爬上诸侯国君的地位或者是由异姓建立的国家。这些新贵族先在国内夺取了政权，后又称“王”，向天子的目标进军。此后，其他大小诸侯国君，也纷纷仿效称王。从此，周天子独专的“王”号丧失，就成为一个小诸侯国君，而诸侯却都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国“天子”了。５．周王室的灭亡周王室在东迁后土地一天天缩小，内部又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见下“宗法制度崩溃”），王室更加衰弱。到战国时期，小小的周王室发生分裂，分成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周考王（公元前４４０—前４２６年在位）封他的弟弟揭于河南，即王城，号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继位后，封他的小儿班于巩（今河南巩县），以侍奉周王，号为东周惠公。这本是在周王室下的两个贵族称号。东周公虽封地在巩，因他侍奉周王，而周王居于成周，实际拥有成周地区。王城在西，成周在王城东。王城和成周都有王宫，故称为东、西周。周赧王即位（公元前３１４年）后，东周和西周实行分别治理，各自为政并互不相统属。毫无力量的周赧王又从成周徙都西周王城，只是寄居于西周君下。西周和东周这两个小政权，后竟至互相攻伐，兵戎相见。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２５６年），秦国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县境），西周君恐惧，于是打着周王的旗号，想联合东方诸侯“合纵”攻秦。秦昭王大怒，特派将军摎讨伐西周。西周君忙赶到秦国叩头谢罪，把所辖的３６个城邑和人口３万全部献给秦国。秦国接受了西周君献上的土地、人口，放西周君回到国内。在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君和赧王相继死去，秦国把周王室传国的九鼎取去，又把西周君文公迁徙到意狐（即■狐聚，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北），西周灭亡。西周灭亡后七年（公元前２４９年），秦庄王灭东周。至此，东、西周两个小政权皆被秦灭①。历史上存在了８００多年的姬姓周王朝②，就此灭亡了。东周灭亡２８年后，秦始皇便灭掉了东方六国。从此以后，分裂的中国，又重归统一。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皇甫谧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三）王纲解纽，宗法制度崩坏西周时期的王权，是和宗法制度紧密相结合的。《诗经?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汉人毛苌传注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是大宗即是国君。宗法制度上的“大宗”即是“嫡长子”系统。与大宗相对的是“小宗”。“小宗”即是嫡长子以外的其他诸子的系统。所谓“嫡长子”是国王（或贵族）法定正妻所生的长子，其余的为庶子。按照宗法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国王、贵族都是多妻多子制，有这一宗法制度，就避免了王位的争夺。嫡长子继承父位为国王，其余诸子则被分封为诸侯，为小宗。国王在宗庙中主持祭祖时，小宗要参加。从国家政权上讲，嫡长子是国王、国君；从宗法制上讲，嫡长子是大宗，是宗庙中的主祭者。诸侯、贵族在自己的国内、家族内，也实行相同的宗法制。也有大小宗的区别。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是大宗。诸侯的其他儿子被封为卿大夫，为小宗。诸侯在国内是大宗，但在王国内，对天子而言，又是小宗。这样就把政权和族权结合起来，成为王位继承上的纲领，被称为“王纲”。西周时的国家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进入春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大变。东迁后的周王朝力量削弱，而诸侯国力量强大起来，诸侯与周天子间大宗、小宗的关系就动摇了。像郑庄公以军队抗击王师，就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不仅如此，解决权力继承问题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已大遭破坏。由此而引起内部纷争，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也打乱了旧秩序的平衡。西周王朝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亡于继承制的破坏。周幽王宠幸褒姒而废掉宜臼的太子位，而改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引起王室内部混乱，就是周天子开了破坏嫡长制度的先例，影响是很大的。进入春秋以后，王室内部庶出子弟间争夺王位的斗争事例一再上演：周庄王三年（公元前６９４年），王室大臣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庄王弟王子克，事败露，周公被杀，王子克逃到燕国①。周惠王二年（公元前６７５年），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在大夫■国、边伯等５人的支持下，将惠王赶下台，立王子颓为王。此事使王室内乱历时两年，后在郑厉公和虢公林父的帮助下，才将王子颓一伙杀掉②。周襄王三年（公元前６４９年），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联络戒狄人，欲攻杀襄王自立。襄王得知后打算先下手，王子带逃到齐国。周襄王十六年，王子带在周王室大夫和狄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把周襄王赶下台，襄王逃到郑国的汜（在今河南襄城县南）避难。后来在晋文公的帮助下，杀掉了王子带，襄王回国，这场斗争才平息①。周景王死（公元前５２０年）后，景王的庶子王子朝与王子猛争位，杀王子猛。在晋国的支持下，立王子猛弟王子匄为周敬王。王子朝的党羽在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５０４年），把敬王赶出王都②。 ① 《左传》桓公十八年。 ② 《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一年。《国语?周语上》。 ① 《左传》僖公十一年、二十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定公六年、七年。周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４４１年）死，长子去疾立为哀王。哀王即位仅３个月，就被他的弟弟叔杀死，叔自立为思王。思王上台只５个月，又被他的小弟弟嵬杀死。嵬自立为考王③。这三兄弟互相残杀，周王室的地位也就更加微弱。而各诸侯国内，为争夺国君权位的斗争，更是层出不穷。像春秋时“犹秉周礼”的鲁国，鲁桓公杀隐公而即国君位④。鲁庄公死后，他的三位弟弟争立自己的代理人。小弟季友立公子般，不到３个月就被长弟庆父杀死。季友又立公子启方，为闵公。闵公立不到两年，又被庆父杀死。季友再立闵公的异母兄公子申，是为僖公。庆父失败逃往国外，后被迫自杀⑤。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然，庆父死后，鲁难仍未能“已”。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６０９年）死去，他的正夫人无子，其二妃却都生有儿子。长妃齐女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生子俀。按照嫔妃排行和“立子以贵”的原则，哀姜所生的儿子当立。但敬嬴与大臣襄仲私下串通，杀了公子恶及其弟视而立公子俀，即是鲁宣公。哀姜被逼回到娘家齐国，临行时她哭着在鲁国都大街上喊叫道：“天呀！襄仲无道，杀死嫡子而立庶出为国君！”凡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①。鲁昭公更是被大臣季孙氏赶出国门，在外居住了８年。鲁国无君，政权却照样运转，可见国君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了②。其他诸侯国这类争夺的事例也常见。像齐桓公同公子纠争位。齐桓公死后，５个儿子争位，尸体３个月无人收殓，致使蛆虫爬出屋外③。晋国的曲沃一支与国君争位，前后达６７年④。晋献公杀太子申生，立宠姬骊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致使晋国处于长期内乱之中⑤。晋国为防止国君诸子争权，把除太子外的其他诸子全部打发到国外，而任用异姓贵族。但晋国政权最后还是被三家异姓贵族瓜分了。楚成王的太子商臣，听到其父打算废掉他另立他子时，派兵包围王宫，逼其自杀。成王要求吃熊掌后再死，因熊掌一时难熟，以拖延时间待变。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逼他立即自杀。商臣逼杀其父后，即位为楚穆王⑥。据清人顾栋高统计，春秋一代，国君被杀的有３３位，周天子被赶出国都的有３人，诸侯国君被赶下台的有１２君，卿大夫据封地叛国有６人，以武力从外面打进国都夺权有３起⑦。这种弑君、逐君的风气，是由于宗法制规定的继统制度遭到破坏，固有的社会秩序因此而崩溃所致。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④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⑤ 《左传》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三十二年。 ③ 《韩非子?十过》桓公“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户。”《史记?齐世家》：“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④ 《史记?晋世家》。 ⑤ 《左传》僖公九年、十年、二十三年。 ⑥ 《左传》文公元年。 ⑦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乱贼表》。宗法制度的破坏，固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奴隶主贵族的高压统治松动，下层国人活跃起来，并逐渐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人议论国事，大臣们在朝堂公开讨论国事，在重大紧急关头国君召集国人征询意见等等，一股重民、民主的政治空气出现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一批批旧贵族从历史舞台消失，一批批“筚门圭窦”之人的地位上升，成为新兴的封建阶级。从此，中国社会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四）春秋时期的列国疆域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与当时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像郑国地近东周王室，可利用同王室关系的有利条件，从而郑庄公、厉公首先在诸侯中称雄，而秦国地处关中，有利向西发展，但东有崤函险关被晋国控制，使它不能东进中原。晋、齐、楚地处边裔，有利发展，故很快成为强大的国家。所以，地理位置与政局往往关系甚大。春秋时期，据统计可考的国家有１２０个①，其大国有１５个②。这１５个大国的地理位置可约略指出。１．东周王室东周王室以今洛阳为王都，东迁初年，东部拥有“方六百里”的地盘，西部关中岐山以东地区还为王室所有。王室疆域北达太行山南，南到河南汝州、南阳盆地，东过虎牢关。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５５年）晋献公灭掉虢国，关中地方丧失。后黄河以北赐给晋，虎牢以东赐给郑，申地（南阳）被楚侵占。到了春秋晚期，周王室只拥有洛阳周围的几个县。２．秦国秦国在西周初年是一附庸小国，地在犬丘（今甘肃天水附近），后渐次东进。秦襄公因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文公时（公元前７６５—前７１６年在位）占有岐山以西的地方，建都在“■渭之会”（今陕西眉县境）。秦宁公（铜器铭作宪公）二年（公元前７１４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秦德公时（公元前６７７—前６７６年在位），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秦都雍城遗址，今已发现。秦国地域西到甘肃东部，南到秦岭北，东到陕西东部，同晋国相邻。３．虢国虢国虽不在大国之列，但其地理位置对周王室却很重要。虢国大致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地区，即王都的西北边，辖有控扼出入关中的崤函关隘。所以周平王、桓王都一心要立虢国君为王室卿士，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一通道。周王室“跨河南北有虢国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晋灭虢而镐京之消息中断。”①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５５年）灭虢，目的也在控制出入关中的这一要地。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序》。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表列十二诸侯，加上周及吴、越，共十五国。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周表后按语。４．晋国晋国是周武王子唐叔所封的国家，初封于今太原，称为唐国。唐叔之子燮父迁都于晋水旁而改国名为晋。燮父的孙成侯迁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穆侯（公元前８１１—前７８５年在位）迁到绛，即今山西省翼城县，故又称为翼侯。１９９２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翼城县与曲沃县间的天马——曲村进行发掘，发现一处面积约８．７５平方公里，时代为西周至春秋初年的晋国遗址。发掘的７座大墓中，出有带“晋侯”铭文的铜器①，应是西周以来的晋国都城。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８５年）迁都新田，即今山西省侯马市②。晋国疆域初年在今山西中部地区，晋献公灭虢、虞二国，控制崤函通道，阻隔秦人东出。晋文公受周襄王赏温、原、赞茅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土地，晋国南境就越过太行山，达于黄河北岸了。这一地区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古以山南水北为阳，故称为“南阳之田”。晋国的西境越过黄河，称为“河西地”。东境至河北西部与燕国相接境。５．燕国燕国是周召公封国。其国都在今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县琉璃河。这里已发现一处大型古代遗址，有城址、墓群、车马坑等。铜器铭文中有“匽侯”这一名字，匽即燕字③。不过燕国在春秋时期没有涉足中原的争霸政治事务。它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南下与中原诸雄争长短。６．郑国郑国立国日短，到周宣王时才封他的弟弟王子友于郑（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这已是西周的晚期了。周幽王即位，郑桓公在王朝任司徒的职务，主管民政事务。他见周幽王荒淫昏庸，感到周王朝江山不稳，便向史伯请教后退的路。史伯劝他到东边的虢、桧两国间建立领地，郑桓公听从了这一建议。待幽王被杀，郑桓公的儿子武公护送平王东迁，随即灭掉桧国，在今河南新郑建国。称为“新郑”，是对陕西华县故地“旧郑”而言。郑国西与东周王室相邻。７．陈国、蔡国陈国在郑国东方，今河南省淮阳县。陈国妫姓，相传是舜的后代，周初舜后代胡公就封。蔡国在今河南省东南的上蔡县。蔡国是周文王子叔度所封，至蔡平侯时（公元前５３０—前５２２年在位）迁于今新蔡县。陈、蔡二国位于晋楚之间，后均被楚国所灭。８．楚国楚国地在今湖北西部的荆山一带，故楚又被称为“荆”。周文王时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的丹水和淅水交汇地。楚人■姓，相传是祝融之后。楚国在周初与周人友好，至昭王、穆王以后，就逐渐与周王朝为敌。周宣王时封申侯于申（今河南南阳地区），就是为防备楚人。到春秋初年，楚国势力强大，北到河南南部，东到湖北东境，南已到湖南境内。楚初封为子男爵位，自认国力强，要周桓王为他“提级”。但桓王不准，楚人一气之下自己称王。楚文王元年（公元前６８９年），迁都于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这里还有当时的城墙、护城河等遗迹，城内外已发现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到春秋后期，楚国已东至今安徽省境内，同地处江苏的吴国频繁地进行着战争。 ① 《曲沃曲村发掘晋国墓地》，《中国文物报》1993 年第 2 期。 ② 《左传》成公六年。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49 页。９．齐国与鲁国齐国在今山东省的东部和北部，有靠海的优越自然条件。初封君是著名的姜太公，国都在营丘（今山东乐昌县东南），后迁到临淄（今淄博市）。齐的东境是纪国，再向东的胶东半岛上是莱夷，北境与燕国相邻，西南的泰山山脉是同鲁国的天然分界。鲁国在齐国的西南，据有今山东省的西南部，国都在曲阜。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王朝任要职，由他的长子伯禽主持国政。鲁国初封地可能在今河南鲁山地区，管蔡之乱平定后才迁到今山东曲阜。《诗经?鲁颂?閟宫》先说：“王曰叔父，嘉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其后又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此乃是初封于鲁，续封于东①。鲁地在成周南，“东”即指今新地曲阜。鲁国在周初是头等大国，它谨守着西周的礼制。到春秋时由于东受制于齐，西受阻于宋，国内由“三桓”专政，国君无所作为，于是降到二等国家。１０．宋国鲁国的西边是宋国。宋国是商朝人的后代，始封君是殷纣王的长兄微子启。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宋国在春秋时一度活跃，宋襄公（公元前６５０—前６３７年在位）以仁义之师图霸未成功，自己也丧了命。宋国夹在晋楚两大国间，同郑国一样，备尝战争之苦，所以到春秋中期晋楚两个集团结盟休兵，都是由宋人出面撮合的。１１．卫国卫国是周文王子康叔所封，国都在今河南淇县，古称朝歌，是纣王的别都。康叔的后代却没有什么作为，特别是卫懿公（公元前６６８—前６６１年在位），把一门心思放在养鹤上，不关心臣民的生计。当北方狄人来侵时，无人出战。卫懿公只得自己上前线，结果战死，国都朝歌被攻破。偌大一个国都，逃出来的只有男女７３０人①。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戴公才得以暂居于曹（今河南滑县），卫文公迁都于帝丘（今濮阳市），国家才算保存下来。１２．吴国和越国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崛起于我国东南地区的两个强国。吴国在江苏太湖流域，国都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市）。越国在今浙江省，国都在会稽（今绍兴）。吴国相传是周文王长兄太伯的后代。但是吴国的事迹直到春秋中期，鲁宣公八年（公元前６０１年）才见于记载。是年楚灭舒蓼，在滑水旁与吴越结盟。此时吴国还很弱小。吴国的强大与楚国逃亡国外的臣僚相关。楚国巫臣的族人被令尹子重及司马子反迫害，他为报仇，向晋景公请求联吴抗楚（巫臣从楚到晋已做官）。晋景公同意，巫臣到吴后，“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是以始大”②，成为楚国心腹之患。后来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庐夺得政权，又协助夫差治国，使吴国能攻破楚国都郢，而北上中原争霸。 ①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 ① 《左传》闵公二年。越国相传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儿子所建的国家，见于记载也较晚。楚国为了对付吴国，所以在吴国的后方扶持越国，楚越联盟对付吴国。越国终于灭掉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越国灭吴后，把都城迁到吴国都姑苏，后又北迁到琅玡（今山东胶南县南），以便北上中原争霸。到战国后期，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３０６年），被楚国灭掉。在这些大国间，错杂着许多小国，它们既是大国间的缓冲地，又是大国蚕食的对象。如齐国在春秋时兼并１０个国家，晋灭国１８个，秦灭国１２个，楚灭国４２个。就是二等的鲁国也灭国９个，宋灭国６个①。被灭亡的国家，大多成为大国的一个县或邑，清人顾栋高说：“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② ② 《左传》成公七年。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三、春秋前期的霸政霸政是春秋时期政治史上的特点。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在吞并周围小国和落后民族中，强大起来。从而在春秋时出现“秦晋齐楚代兴”的局面①。春秋时在争霸斗争中，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却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喊着“存亡继绝”的口号，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称霸目的。（一）春秋初期的列国争雄春秋时期争霸斗争的序幕，是由郑国拉开的。郑国虽然是一个二等国家，在春秋初年它却有着便利的政治经济条件。郑国地处河南中部偏北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在地理位置上，居天下之中，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所以商业特别活跃。郑国建国初就同商人订立了相互支援的盟约②，这在当时列国中，是仅有的事例。国家准许商人自由贸易，不干涉商人的活动。像弦高这类大商人往来于各国间。这对郑国的经济，无疑是有利的。在政治上，郑庄公凭着他的祖及父在王室任卿士的王臣地位，继续任周王朝卿士，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地理位置上又与周王朝疆土相邻，就更便利郑国利用王室的旗号。春秋初期，列国的形势对郑国也十分有利。西边的秦国正与戎人酣战，无暇东顾；晋国困于内部大小宗间的争夺；楚国专事向南发展，扫荡汉阳诸姬小国；齐国虽是东方一大国，国君齐襄公昏庸，内部矛盾重重，国力不强，它受到西边鲁国的阻挡。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以大国就封，到春秋初年国力也不算弱，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①的军事力量，曾４次打败宋国，两次打败齐国。齐鲁间互相斗争，力量抵消。郑国所遇到的对手，只有东边的宋国，北边的卫国。郑庄公采取联合齐、鲁，夹击宋、卫的“远交近攻”战略，成功地战胜了宋、卫。郑国首先同卫国发生战争，起因是卫国人支持郑庄公的政敌。郑庄公有位同母弟名段，称为叔段，因后来逃到共地（今河南辉县）而称为“共叔段”。叔段受到其母姜氏的宠爱，还在郑庄公父亲武公在世时，姜氏就曾建议废庄公而立叔段为继承人，武公未同意。武公死后，姜氏替叔段请求大的封地，叔段也招募军队，储备粮草准备起事。这一切都没有瞒过郑庄公的眼睛，当他得知叔段与姜氏约定日期起事的消息后，派大军提前行动。叔段顷刻瓦解，只身逃到国外。叔段有个儿子叫公孙滑，在他父亲作乱失败后逃到卫国，卫桓公收留了他，并派兵夺取了郑国的廪延（今河南延津县东北），以此同郑国抗衡。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郑庄公以王臣的身份率领周王室及虢国的军队，打到卫国的南郊，并以周王的名义，要求邾国出兵相助。邾与鲁国友好，就去联络鲁国一道出兵。鲁国国君隐公虽然不同意，他的大臣公子豫却径自带着军队助郑攻卫，并在翼（今山东费县西南）与郑、邾结盟。由此可见鲁国国君权力的微弱。鲁隐公三年，郑国与齐国在石门（今山东长清县西）结盟，这样就使郑国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 ① 《国语?郑语》。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 《诗经?鲁颂?閟宫》。就在郑国与齐鲁结盟时，宋、卫也联合起来对付郑国。鲁隐公三年宋穆公去世，他将君位传给其兄子与夷，就是宋殇公。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出走到郑国以避殇公，宋殇公对公子冯当然不放心。就在此时，卫国也发生内乱。卫庄公宠妾生子州吁，很受卫庄公宠爱，并让他掌握兵权。卫庄公死后，太子完立为君，即卫桓公。鲁隐公四年州吁杀死卫桓公自立为君。他为了稳定国内人心，求得诸侯的承认——当时诸侯新君即位，要得到诸侯承认地位才算稳固，于是向宋殇公表示，愿帮助除掉政敌公子冯。宋殇公当然赞同。当时陈、蔡两国同卫相好，于是在这年夏天，宋、卫、陈、蔡四国联合进攻郑国，四国联军把郑国都东门围困了５天，被称为“东门之役”。秋天，宋国向鲁国请兵，鲁隐公还是不同意。公子翚同公子豫一样，不顾国君反对，带领鲁国一支军队参加伐郑。这次宋、卫五国联军把郑国的徒兵（步兵）打败，并抢割了郑国的稻子。卫国州吁帮助宋国打了两次胜仗，但国内人心还是不服。不久就被大臣石碏用计杀掉。卫国人从邢国把公子晋接回，立为国君，就是卫宣公。卫国虽然换了国君，与郑为敌的国策未变。郑国两次失败，也不甘心罢手。鲁隐公五年，郑军攻卫，打到牧地。卫国则联合南燕国（姞姓，周初封黄帝之后，地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加以抗击。郑国设下伏兵，很快将南燕军打得大败。接着调动周王室军队攻打宋国都城。宋国吃不住郑国联军进攻，于是派人向鲁国求援。鲁隐公已知郑军的进展，也准备相救，他却故意问宋国使者郑军到了宋国什么地方，宋使者见他明知故问，就用讥讽的口吻答道：“还没有攻进国都去哩！”兽隐公一听也生气，便对宋使者说：“既然你们国中没有危险，我就不便过问了。”于是叫声送客，也不派兵援宋。宋国使者的愚蠢给郑国提供了良机，郑庄公立即派人同鲁国拉关系，并提出用郑国在泰山脚下的一块祭田与鲁国在许地的田相交换。这笔交易做成，鲁隐公亲自同郑庄公相会，两国反而日益友好起来。在郑、宋两国互相攻战中，东方的齐国想出来发挥它的作用，出面调解郑、宋关系。郑国碍于齐国的面子，同意讲和。鲁隐公八年，齐、郑、宋、卫在瓦屋（今河南温县西北）结盟修好。瓦屋之盟后，宋国人因内部混乱，没有按期朝见周王，郑庄公以此为口实，以王臣的身份讨伐宋不朝王（其实当时一般诸侯多不去朝见周王），正式打出“尊王”的旗号，齐、鲁等大国也派兵响应。鲁隐公十年，郑、齐、鲁三国国君在老桃商讨伐宋。战事一开始，鲁军在菅（今山东单县北）打败宋国军队，接着郑国军队攻下郜（今山东武成东南）和防（今山东金乡县西南）两邑，并把这两邑送给鲁国。三国军队向宋国腹地推进，打到宋国国都郊区。这次战争本邀请了郕国（今山东范县东南）和许国（今河南许昌），但两国却不出兵。郑军很快把郕国灭掉，接着三国军队进攻许国。许是小国，不能抵敌，很快攻下，国君许成公逃到卫国避难。郑国把许国一分为二，东部属郑，派大夫公孙获治理。西部立许庄公弟许叔为国君，由郑国大夫百里辅佐，仍为许国，实为郑所有①。郑国在对宋、卫征战的同时，还两次打败北方的戎人。鲁隐公九年北戎伐郑，被郑国设埋伏打败。鲁桓公六年（公元前７０６年），北戎侵犯齐国，齐不能抵敌，求救于郑。郑派太子忽率军相救，抓获北戎大良、少良两位大将，斩首３００余，北戎人失败逃归。郑国经过几次胜利，声威大振，齐、鲁这样的大国皆听从指挥。宋国归服，卫国也来讲和，所以后世史家称“郑庄小霸”。正当各国畏服郑国时，郑庄公却在鲁桓公十一年五月死去。他有８个儿子，有４位参与对国君君位的争夺。其中３位被杀，只有郑厉公得到善终。郑厉公名突，是宋国雍氏女所生。雍氏胁迫郑国大臣祭仲，在鲁桓公十二年立为国君。宋国人因拥立有功，不断索贿，不久厉公就同宋国翻了脸。祭仲也因拥立有功，在国内专权，郑厉公不堪忍受，决计除掉他。但因用人不当，计谋泄露，祭仲先下手，厉公被迫逃往蔡国②。后来他潜回郑国栎邑（今河南禹县），并以此为根据地，在大夫付瑕的帮助下，于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６８０年）夺回君位。郑厉公本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人。但他在外流亡１８年，再次夺得君位，政局己发生变化，东方的齐桓公上台已６年，形势对郑是不利的。但郑厉公还是抓住“勤王”这面旗帜，风光了一阵子。鲁庄公十九年，周庄王的儿子王子颓在■伯、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称为五大夫）和苏氏的支持下作乱。又因周惠王收留了卫惠公的政敌公子黔牟，卫国也联合南燕国协助王子颓，将周惠王赶出王都，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出面调解未成，于是逮捕了南燕国君仲父，并把周惠王安置在栎邑。次年，正当王子颓一伙聚集喝庆功酒时，郑厉公与虢公联合进攻王都，王子颓和伙同作乱的一批人被杀。郑厉公把周惠王接回王都。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把虎牢关以东的王室土地赐给郑国。但是，郑厉公的业绩却功亏一篑。即在他“勤王”获成功，受虎牢赐土的当年五月死去了。若郑厉公不早死去，齐桓公的霸业将不会那样顺利到手，“尊王”的旗帜说不定郑厉公还要举一阵子。郑厉公失策之处是想除掉权臣，却用人不当，终至下野在外１８年，自己消磨了时光。因政局变化，机遇错过。不然，他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郑国庄公、厉公虽然在春秋初年，利用他们在王室为臣的政治地位和近于王室的地理位置，打着周王的旗号，活跃了一阵子。但由于郑国的国家小，当时附从它的国家也不多，所以郑国的国君们，还没有能称得上“霸主”的政治地位。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应是近代百年政治史文娴 — Fri, 29 Jan 2010 08:31:11 GMT 李剑农历史背景：国际：英国工业革命、亚当斯密，由君主制过渡到了国会内阁。法国孟德斯鸠、福楼拜、卢梭。 18世纪，英法海外殖民地争夺：印度和北美。最终英国胜出。接下来北美十三州独立，北美联邦共和国成立第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国内：乾隆末期，清由鼎盛开始衰亡，乾隆任用和珅，官吏贪污、旗人无战斗力。至嘉庆，内乱。《南京条约》洪杨战役安南问题爆发甲午战争，大挫败。士大夫开始要求政治变革。百日维新失败，惹起联军进京大祸。《辛丑条约》和拳乱引起，以及日俄战争以日军胜，清政府意欲立宪。国民对清的反感已非立宪招牌所能缓和，1911年，武昌起义。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想保证博客的稳定与信息安全吗？快来，一键备份博客大巴文章到新浪博客！请点击进入~ 历史一览通之政治史缘何 — Tue, 12 Jan 2010 07:17:59 GMT 政治史重点提要 1.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1）源流分明，沿革清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从未间断。（2）以君权为核心，高度集中权力。（3）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严密周全。（4）人治高于法治。（5）宗法关系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6）儒家经典是封建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2.西周宗法制的最大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政治方面的体现是分封制。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3.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区别：（1）分封制是与宗法制相联系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郡县制是按地域划分的。（2）分封的诸侯王位世袭，并有封地；郡县的官吏由皇帝任免调迁，官位不世袭，官员只有俸禄，没有封地。（3）诸侯国的独立性很大，容易发展成割据势力；郡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4.元朝的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5.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特点：（1）在中央，君主的权力不断地加强，而丞相的权力不断地削弱。（2）在地方，中央严格控制地方行政，不允许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地方服从中央，最后听命于君主。中央对地方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的管理。在分权的基础上，牢牢控制着地方官吏的任免、监督和考核。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地方官对中央和君主的绝对依赖，难免人浮于事。地方没有相应的自主权，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治理。 6、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概况：（1）含义：①专制主义——全国的最高统治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 ②中央集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央统帅地方、地方服从中央。 ①皇帝制（2）基本内容 ②中央行政制度：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 ③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封国制、行省制度（3）基本特征：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实行世袭、独断随意、借助神权。（4）基本矛盾：①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②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①皇权加强，相权削弱。（5）发展总趋势 ②中央权力加强，地方势力削弱。 ③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日益加强。 7.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1）积极影响：在明清以前（封建社会的早期）以进步作用为主。 ①政治：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抵御外来侵略。 ②经济：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地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 ④民族：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防止分裂割据；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保障了古代文明的持久不衰。（2）消极影响：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的末期）以消极作用为主。 ①政治：皇权专制，易成暴政；压抑民主政治，束缚才智创新；“人治”、官僚、特权、腐败等。 ②经济：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等。 ③思想文化：文化专制主义。科技发展停滞，中华文化难以提升等。 8.《南京条约》的内容： ①割香港岛给英国；（失去领土主权） ②赔款2100万银元；（加重人民的负担） 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失去贸易主权） ④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等。（失去关税自主权） 9、关于条约的要点：（1）条约内容归纳：割地、赔款、开口、资本输出等特权。（2）重要的不平等条约： ①《南京条约》——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先例 ②《马关条约》——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大大加深半殖民地化。 ③《辛丑条约》重点放在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持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秩序。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工具，半殖民地秩序完全确立。 ④《二十一条》旨在灭亡中国。（3）几个“最”: ①割地最多中俄《瑷珲条约》（60多万）； ②赔款最多《辛丑条约》； ③通商口岸最多《天津条约》； ④最早资本输出《中法新约》； ⑤最早破坏关税主权《南京条约》； ⑥最早破坏内河航运权《天津条约》 10.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①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③《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④《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11、西方列强侵华的阶段特征： ①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特征：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方式，以发动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为主要手段。 ②第二阶段：甲午战争到一战特征：政治上以华治华、经济上资本输出、文化上加强侵略。 ③第三阶段：一战后到二战结束特征：从列强共同支配到日本独霸。 ④第四阶段：二战后特征：美国扶蒋反共以华治华。 12.《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1）革命性、进步性： ①地位：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旧式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②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了农民的反封建积极性；（2）空想性、落后性：《天朝田亩制度》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理想化、固定化，这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潮流。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3、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1）性质：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2）作用： ①是中国几千年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②它表达了农民群众的理想追求，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资政新篇》。 ③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最早探索，对后来的民主革命有重要影响。 14、辛亥革命的评价： A、辛亥革命是成功的：（1）政治：陈安仁陆军少将【陈安仁陆军少将】(1890-1964),字任甫.东莞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广东大学法科毕业.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区司令部秘书.1924年任岭南大学校务秘书,政治训育主任,教授.1927年任国民革命930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委员.1年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33年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深造班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广州市民众抗日后援会常务委员,全省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委员,第九战区政治部少将参事.1946年6月退役,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移居香港,南洋从教.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华民族抗战史》。大陆拆迁政治史-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4期未然欣 — Sun, 24 Jan 2010 08:07:58 GMT 2010年新年伊始，美国大片《阿凡达》全球热映，中国观众的观后感竟然出奇一致：这是一部暴力拆迁与反暴力拆迁的电影，而实际上，《阿凡达》最想宣传表达的主旨是环保。中国观众独特的感受，正是拆迁问题已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焦点的折射。官方各种统计均表明，最近两年因拆迁问题引发的，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今天，任意一个反抗拆迁的“钉子户”都会获得民众一边倒的支持与声援，哪怕他要价再高。但2002年初某门户网站第一次推出《每个人都可能是钉子户》的专题时，近半网民对专题立场持质疑态度，而在10年前，各地方电视台在新闻中强烈批评“钉子户”“漫天要价”阻碍城市建设时，几乎都能引起市民的强烈共鸣，如果上溯到1991年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会发现第七条是这样的文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领导。对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奖励。”这个奖励性条款在2001年的版本中被删除。 10多年前，住房拆迁往往与棚户区改造、居民生存环境改善密切相连，是政府关怀和社会福利，现在却经常是权益侵害。10年前，与城市拆迁发生关系可能成为“ 钉子户”的人，只是社会极少数的成员：城乡接合部的村民、老城区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市民，即使在今天，真正可能遭遇“被拆迁”命运的人，依然只是极少数，但“钉子户”却能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同情与共鸣。一个原因是最近几年社会的产权观念发生了剧烈变化，另一个则是拆迁过程中暴力和利益侵犯愈演愈烈。然而，与社会情绪形成极大悖论的是，因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中国城市居民在过去60年中，住房需求压抑了几十年，只在这几年才得到真正的大幅改善。同时，它也是中国城市面貌改观最为显著的黄金时代。没有住房商品化，中国城市居民无法实现可保障基本尊严的住房需求；没有拆迁，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亦无从谈起。但住房制度改革与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一样，犹如打开一个魔瓶，一方面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解决的问题似乎没有带来的问题多。单位福利房变成个人商品房后，产权的实现带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使得与住房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制度性安排，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与住房相关的制度性检讨和变革，在10年前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观念的变化，而非民间的不满。199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被废止重修，期间，全社会多数人对“钉子户”与“拆迁”的观念与今日截然相反。然而，拆迁条例的2001年版与1991年版第一条，虽然发生了“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的顺次易位，但2001年到2009年12月7日北大5教授就拆迁管理条例全国人大的9年间，政府、拆迁公司和市民间冲突不断升级，被拆迁人、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屡有发生。安居，在一个现代国家，是市民乐业的前提；地产，在一个现代国家，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适合国情而又照顾到历史的良好制度安排，可以兼顾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个人之间的利益，理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摘自凤凰周刊 2010年第4期《大陆拆迁政治史》欲购买凤凰周刊，可登陆阿里巴巴书店：http://zhfhx1688.cn.alibaba.com 百度有啊凤凰星书城：http://youa.baidu.com/shop/cef8d927b61e2babc5d83413 平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小蜜蜂 — Thu, 07 Jan 2010 14:14:04 GMT 一日下来，平田老师的课全部结束了。老师从唐宋变革论讲到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中间穿插现在中国政治和日本历史政治，以对照的方式，引导大家来怎么研究政治史，而且还引出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和理论，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短短的四天，受益匪浅。刚好我也在做清末民国的政治，虽然与老师研究的时代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正如老师所述，政治史的研究要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从地缘、血缘、学缘、业缘、婚姻等各个方面彻底地揭示个体政治人物的各种关系，分析个体行动的原因和趋势，同时联系相关主体和社会现象，勾勒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解明全国规模甚至国家间国际规模的政治变迁或者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即老师所说的宏观角度。老师提示的人脉网络论，也就是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的核心，这个核心，在政治事件的展开中是明里暗里都存在的，但是只注意他们怎么搞派别斗争，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很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关系论中，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洗出他们之间的来往和交错的关系，进而和人事制度和政策决定制度相结合，追究政治的体系，从而反观政治斗争，揭露政治事件的实态。每一个时期的政治，都有一个基本的政治传统或者政治意识，特别是在辛亥以前的政治，政治上的象征和礼仪是研究政治人物或者事件的重要背景，也就是说每一个政治官僚是不能脱离这样的政治背景的，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脚点和政治行动的原理。老师在四天时间里，反复强调全体史，即在全体史灌入思考体系后，再做每一个细小的分析，从而组建出历史的大处。课上的几个关键词：洗出，反观，全体史观，政治行动的共同原理。未完，待续。給 Ste7in hill — Mon, 01 Feb 2010 12:19:57 GMT 借用Gibbon先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 中的一段幽默論述來回答你的問題 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 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were all concisered by the people as equally true, by the philosopher as equally false, and by the magistrate as equally useful. 因此，有關開放性，我的回答是no 而我當時拒絕深入的原因,不僅僅是正在播放的 Lose time life ,不仅仅因为你的问题似乎有些滞后，同样也因为我的回答也仅仅只能是如此。毕竟，有关政治史，我庶几一无所知毕竟，假如在溯源的同时追究责任的话，结果将是蒙上一层暗淡的灰色，因为我并不愿意将帝国伟大的收藏这样理解 Possession of ancient things stood for an equaivalence with the wise rulers of ancient times (Craig Clunas) ,至少不全部是毕竟，任何人都有忠告的立场，＂鞋匠，请别离开你的楦子＂．博客大巴，你的个人传媒早班车收藏到：Del.icio.us 当今中国社会存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相关献给党和人类 — Mon, 01 Feb 2010 01:34:43 GMT 当今中国社会存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相关 2010年02月01日 08:59:36 来源：中国青年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这个要求十分重要，表明了我们党的一贯态度，传递了反腐败必须反特权的重要信息。特权：人类政治史上的怪胎尽管古往今来腐败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腐败的基本特征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依靠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在当代社会，对公共权力一般都从法律、制度上作出比较明确的限定，为什么却能成为官员谋私的工具呢？这是因为，在有些官员那里，法定之权被演变为法外之权，即特权。有了特权，就有了腐败的可能性。特权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怪胎。在专制制度下，统治集团依据其垄断的政治、经济地位，拥有某些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权利，这就是特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但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特权观念、特权现象。主要表现形式有，居功自傲，言论和行动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用人唯亲，排斥异己；开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特殊化等。无疑，这种特权的膨胀，必然是腐败现象的发生。四种特权腐败的基本形态现阶段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直接相关。一是权钱交易。在时下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案件一半以上发生在经济领域，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河北省外贸厅原副厅长兼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利用执掌全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分配权疯狂搂钱，在任职期间，先后受贿高达4723万元，平均月受贿170多万元，日受贿5万多元。李友灿受贿基本上都要现金，为此他索要一辆轿车专门“运钞票”。2002年他一次性受贿1640万元，他把钱分放到16个旅行包里，开着自己的“运钞车”整整拉了三趟才拉完。李友灿行使的全省汽车进口配额分配权本来是公共权力，应该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但在他那里，却变成了谋私的特权。二是权权交易。一种是我用权力帮你办这件事，然后你用权力帮我办那件事，互为方便，互得利益。中央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自己管辖之下经商做买卖。那么好，我的子女到你那里经商、做官，你的子女到我这里经商、做官，互相照顾。另一种是买官卖官，即我花钱从上级那里买来一个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再把一些权力卖出去，从中获得利益。在一些地方，跑 [近代风云]漫谈民国政治史_煮酒论史_天涯社区(转4）云卷云舒 — Tue, 19 Jan 2010 12:30:18 GMT 孙中山其人孙中山被国民党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但是可惜的是国父并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民国的首脑，他的一生基本上都处于在野状态，所有的职称之前不是有个临时，便是有个非常，从这个层面来看，孙中山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客。但是孙中山不成功并不意味着缺乏影响力，虽然孙中山迭遭败绩，但是在民国舞台上也堪称一时人物，国民党将其视作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前面在讲到孙中山之时，总是会发些议论，总的来说，个人对孙中山是贬多于褒，原因是赞赏孙中山的人太多了，大家已经听惯了，而孙中山的另一面对于某些不太熟悉民国史的人来讲还很陌生——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必然。我们习惯了单维度的来考量一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对于政客更是如此，而像孙中山这样一辈子做了很多事情的政客尤其如此。我看一个人从不喜欢先给这个人定性，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蒙蔽了眼睛，看不到事情的本原，因为制造神话是政治欺骗的主要方式，其实世界上没有神话，只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去剖析神话。历史书上说孙中山是革命者，是爱国者，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好吧，很多同志看到这个论断后便再也不去思考了，也不去关心孙中山是否对得起这个称号了，对于我们来讲，论断的价值高于事实，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和时间来探究一下事实。孙中山是革命者吗？看起来是这样，因为这似乎是孙中山最重要的特点，其实政治上何尝有什么革命者，国民党喊革命，共产党也喊革命，到底谁是真革命？谁赢了谁是真革命。革命者都是有政治主张的，而这个主张一定是不容于现有政权，是革命性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好像具有这样的性质。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三民主义之后发现，所谓的三民主义其实是夹生饭，民族主义是狭隘的，狭隘到可以不要满蒙地区；民主主义是虚伪的，因为孙中山自己亲手打碎了所谓宪政法制的幻梦；民生主义是幻灭的，因为孙中山终其一生都没让我们看到在民生上有任何的举措——除了他每次的讲演。所以，孙中山所谓三民主义除了欺骗的价值，再也不具备任何的价值，一个连自己都不愿遵循的价值观念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孙中山所谓革命者只不过是徒拥虚名，他和任何一个政客一样都只为了利益权位而活，所谓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泡沫。孙中山爱国吗？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孙中山到了后期喊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但是前期为什么不喊呢？因为孙中山在前期还在做着总统梦，一个在朝的总统是不能得罪洋人的；而后期的孙中山已然总统无望，还不如喊些口号博得他人的赞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口号永远比实干容易得多——更何况此时他正好跟苏联搭上了线。其实孙中山对洋人何尝不想巴结？但问题是，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理他。比如著名的满蒙分治问题，孙中山当时想借此争取日本人的国际支持，但是日本人没有理他。其实孙中山又何止跟日本一家有过这样的关联呢？孙中山跟美国，跟英国都曾经开出过诸如此类的空头支票，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没人愿意给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人投资。到最后，为了获取实力，孙中山勾搭上了苏联，甚至可以以国民党肌体受腐蚀为代价，反正，为了赢得支持，孙中山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这叫曲线救国？好吧，要知道孙中山赢得支持后要对付的袁世凯（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吴佩孚等人可都在大节上是不亏的，如果有人管这叫救国，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从这个层面而言，孙中山的人格之于吴佩孚，谁更高呢？孙中山正义吗？政客做事情哪谈得上什么正义非正义，所谓的正义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对于政客而言，自我标榜远远比不上最终的成功来的实在。成功者可以用一万条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义的，自己想不出来？不要紧，一大批御用文人等着来收拾舆论换取几文酒钱呢。所以说为什么说孙中山是正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后继者赢了，所以他就是正义的。这个话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所以孙中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孙中山只是政客，要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国土，对权位有着比别人更为开放的尺度，孙中山比他的所有对手都要大胆，但是政治上就是如此，拼的不是谁谨小慎微，谨小慎微的吴佩孚和张作霖最后都完了，而是拼谁更有胆？孙中山够胆，所以尽管他生前很失败，但是总算还为了后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上，他赢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如此而已。东征对于国民党而言，北伐之前必须先东征，虽然陈炯明已经退守东江，但是势力犹存，这对立意北伐的国民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隐患，因此剪除陈炯明残部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是是非非我在前文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言，但是政治即是如此，永远充满着杀伐，在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舞台上，本就没有清理可讲，陈炯明虽已不复当年之盛，但是国民党为了全心北伐，却依然要对陈氏部属赶尽杀绝。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军队也是成分复杂，粤军，滇军，桂军，湘军等等均在其列，第一次东征时便以这支联军（其实称为杂牌军更合适）作为主力。而渴望建功立业的黄埔生却被排除在外，而这当然是老派军人对蒋氏势力的排挤。自黄埔军校成立后，老派军人便对黄埔系颇为忌惮，黄埔是孙中山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也是将其作为未来北伐的核心力量加以培养，而这样的定位当然会遭到老派军人的暗抗。所谓暗抗就是使绊子，不让黄埔生遂意，此次挥师东征冷落黄埔系就是暗抗的表现。黄埔生充分发扬风格，用从广州商团缴获得来的军械作为武器，毅然决定参与东征，他们的校长老蒋当然也想借此机会打出黄埔的威风，因此尽管一开始东征军排挤黄埔生，但是最终黄埔军还是自力更生，如愿以偿，他们被编入粤军的战斗序列，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作为他们的指挥。首次东征，黄埔军是大展雄风，虽然军力有限，仅有三千学生军，但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比之国民党其余部队战斗力何止强上数倍，攻必克，战必取，在其余部队战局胶着的情势下，黄埔学生军让人眼前一亮。第一次东征从1925年1月中旬开始，到3月下旬告一段落，陈炯明本人离粤赴港正式结束军事生涯，黄埔军在此战中为老蒋颇是挣得了体面，自此，黄埔学生军旗号鲜明，在军界犹如旭日东升。第一次东征并不顺畅，东征军内部成分复杂，此次东征途中果然发生了兵变，东征军总司令杨希闵（滇系），刘震寰（桂系）行至半道便与陈炯明部将林虎勾结，反戈相向，所幸黄埔军及时洞察，未至酿成大乱。蒋介石发兵平叛，经过战斗，于6月基本解决了叛军，自此，北伐军初现雏形。与第一次东征胜利相对的，是孙中山在天津的离世，黄埔军作为孙中山为国民党留下的政治遗产，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威风八面，所向披靡，让人依稀看到了北伐的希望，可惜的是，孙中山已然看不到这些了。第一次东征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并没有将陈氏残部一举击溃，所以，对双方而言，事情必须有个最终的了断，第二次东征开拔！第二次东征过程稍有周折，在攻取了惠州之后，第三师轻敌冒进，3000人的部队遭到林虎一万人的攻击，几乎覆没，第三师不善逆境作战，在敌人的大部攻击下，一败再败，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指挥部跟随的正是第三师。在此危难之际，陈赓很好的尽到了护驾之责，一方面阻止了老蒋自杀——大概是装的，另一方面跋山涉水跑到何应钦部请求支援。蒋介石此时也缓过神来，收拢部队准备反攻华阳，而将河婆留给了第一师援军刘峙防守。倒霉的刘峙立刻遭到了敌军近5000人的围攻，关键时刻刘峙急中生智，转守为攻，竟然将敌军几乎击溃——由此可见老式队伍和黄埔军战斗力之悬殊。而在华阳的攻坚战中，蒋介石率第三师残部，以及驰援的第一师，第十一师大破林虎部队，至此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此后东征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于1925年11月中旬基本清除陈氏残部。东征的胜利让国民党终于全面控制了广东局面，为北伐扫清了后患，而黄埔军在此战中大放异彩，已成军界新星。孙中山昔年屡战不胜，北伐一事已近搁浅，如今黄埔军喷薄而出，已成北伐希望所在，可惜的是，孙中山已经无法看到北伐了。孙中山的去世虽然没有影响到北伐的最终进行，但是北伐却因为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延后，谁来填补权力真空，这是个问题。东征在军事上为北伐创造了条件，但是在政治上，国民党内部的洗牌才刚刚开始，孙中山历次的失败证明，如果达不到政治上的统一，那么军事胜利便无从可取，因此在北伐正式开始之前，国民党内部必须形成一个可靠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的形成显然同样需要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在北洋日落西山之际，谁能在国民党内部脱颖而出，谁就将成为民国下一任的掌门人，万剑丛中脱颖而出的一时霸主究竟是谁，留待下文再叙。新桂系的崛起北伐是民国政治势力的一次重大整合，当然，这次整合不单单是宏观上国民党和北洋之争，同样也有微观上的一省一地的整合，而新桂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形成的。所谓新桂系当然是针对老桂系而言的，老桂系的头目是陆荣廷，而新桂系则是一个联盟，初期的核心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以及白崇禧。广西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穷，尤其是在民国，更是穷的叮当烂响。中国的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愿意瞎折腾，但是广西的问题是，老百姓靠劳动连口饭都吃不上，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靠抢了。因此，广西是民国早年武装最多，治安最差的省份之一，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湖南很乱，但是湖南乱是因为各方势力总在那打仗，而广西乱则完全是因为老百姓都吃不饱，只能混黑社会了。所以说，黑社会都是穷苦人才会混的地方，一旦进去就可能一辈子出不来了，没有现实的困难，谁愿意去干这样的买卖？因此，我要严肃告诫某些有古惑仔情结的小朋友，黑社会不是那么好混的，如果能够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就不要去瞎玩。老桂系公认的老大陆荣廷是怎么出师的？没错，他是从拦路抢劫干起的，为啥呢？因为穷啊！陆荣廷早年可是吃了不少的苦，父母早亡，一开始便流浪四方，衣食无着。幸运的是，广西天气炎热，没有衣服穿倒也忍得过去，但肚子总是填不保却着实是个大问题，自己又没有个一技之长，怎么整呢？不过陆荣廷命好，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他的老丈人谭泰源，他老丈人也是穷人，要不也看不上陆荣廷，但至少，他老丈人还有个吃饭的营生——撑渡，这就比什么都没有的陆荣廷要强。但是摆渡能有啥前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陆荣廷一合计，觉得与其着五不着六的混日子，还不如混兄弟，于是就拉了几个小兄弟入伙当强盗，玩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但是陆荣廷盗亦有道，只抢法国人，人称义盗，在道上也有些名望。后来，陆荣廷觉得老干土匪也不是个事儿，找个机会就招安了，借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和当土匪期间混下的人脉，陆荣廷慢慢就坐大了，在广西也成了一方诸侯，摇身变成了地方实力派。当然了，和陆荣廷一样的人在广西比比皆是，所以广西的大小武装无数，混大了的武装也不在少数——民国的土匪，因为官军约束力差，所以只要有本事，不愁坐不大——之所以大家还能相安无事，就在于广西军人喜欢往外走，不喜欢在窝里呆着，这也是穷地方人的共同特点。陆荣廷在广西发展起来后，也开始有了些雄心，而周边的广东就首先进入了他的视线，趁着袁世凯末期无暇南顾，他成功地夺取了广东地盘，成了南方一霸。此后的事情大家就都了解了，陆荣廷参加了护法政府，但是与孙中山闹矛盾，然后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最后干脆连广西也丢了，事业也是逐渐在走下坡路。陆荣廷在境外失势，当然广西境内就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困境，因此，广西的平衡被打破了。在陈炯明和陆荣廷打了粤桂之战后，广西的局面开始逐渐明朗，三足鼎立的局势开始形成——势力较大的两方是陆荣廷（后来又复出了）和沈鸿英，另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势力正是后来成为组成新桂系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联军。沈鸿英原属桂系，在粤桂之战中投靠了粤系，是造成陆荣廷失利的重要原因，所以沈鸿英这个反骨仔在广西军界名声也并不太好。而至于将来飞黄腾达的李宗仁，同样也是穷出身，早年当过学徒，后来在广西军校就读——科班出身，这就比土匪陆荣廷强——从军后从底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干到营长后就拉出了一支队伍单干，在玉林一带盘踞，在当时的广西也有一定实力。黄绍竑同样也是军校出身，从底层干起的军人，后来领着他的部队投靠了李宗仁，而新桂系另一核心白崇禧则是黄绍竑的军校同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是微妙的，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实力在这三方里最差，但却是左右沈陆之争成败的关键，自然也是两方争相拉拢的对象。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和黄绍竑产生了分歧，李宗仁看不起反骨仔沈鸿英，但是同时也不想跟陆荣廷合作，颇有不动声色，坐观成败的意思；黄绍竑则相对积极，打算借与沈鸿英合作为名，发展自己的势力。李宗仁不便拦阻，便听其出走，但是双方约定黄绍竑和沈鸿英只是名义上的合作，一旦沈鸿英失败，黄便攻取梧州自立，彼时李宗仁愿意出兵相助。李宗仁为人稳健厚道，能容人，尽管黄绍竑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和他有重大分歧，但李宗仁也没有翻脸，而是听由黄绍竑自处，李宗仁的这种性格也是新桂系尽管实力有限，但始终击不垮，打不烂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李宗仁天生就是当派系老大的材料。而黄绍竑为人干练，有雄心，但偏于冒失，这种性格缺陷正好被李宗仁所弥补。李宗仁确实有眼力，他说沈鸿英会输，沈鸿英还真就栽了个跟斗，只不过不是和陆荣廷较量时摔的。大凡造过反的人，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最典型的就是冯玉祥，换了无数的主子，而沈鸿英没换那么多，但也绝对不是善茬。我们在前面介绍张绍曾内阁时谈到过北洋政府任命沈鸿英出任广东军务督理的事儿，当时正好是孙中山刚赶走陈炯明，立足未稳，沈鸿英呢，一方面曾经跟陈炯明合作过，另一个方面也想着夺取广东，所以就反了。但是沈鸿英比冯玉祥差的地方在于自己的部队战斗力不行，尽管是他先挑事，但还是被孙中山的部队打得团团转。黄绍竑一看，觉得李宗仁确实料事如神，于是按照当时的约定进攻梧州，李宗仁也派兵相助，此时，黄绍竑的军校同学白崇禧拿着孙中山委任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密令来投靠黄绍竑。黄绍竑攻取梧州后果然自立，与李宗仁脱离了关系，其实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双方各烧各香，留足了余地，这样李宗仁便不会因为黄绍竑投靠孙中山遭到攻击，而黄绍竑万一不测，还可继续跟随李宗仁，这是弱者为了保全自己狡兔三窟的伎俩。沈鸿英新败，便退守桂林，但陆荣廷突然放风说沈鸿英死敌马济要袭取桂林，沈鸿英听说此事便愤然与陆荣廷交战，双方在桂林打得热火朝天，灰天黑地，交战三个月未有胜败，陆荣廷因为被困在桂林无法突围，便抽取后援助阵，结果打了许久，陆荣廷损失惨重，沈鸿英也未有进益。既然分不出结果，双方便有罢兵言和之意。本来两个大佬打仗，正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坐山观虎斗，最后收拾残局的良机，但突然双方说打得差不多就不打了，有罢兵息战之意，这下李宗仁要开始考虑整个局面了。如果听任双方言和，广西还将是三足鼎立的老局面，所以现在必须要进取了，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这对弱者尤其关键。结果李宗仁和黄绍竑一商量，觉得不能再坐着了，必须把握机会主动出击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攻击谁，是因为反骨而尽失人心的沈鸿英，还是因为此战损失惨重的陆荣廷呢？结果讨论半天，还是决定对陆荣廷下手，虽说陆荣廷是老桂系公认的老大，在广西名声也不错，关键对李宗仁也说得过去，但是政治这个东西个人情感始终要放到末位，最先考虑的还得是利益，搞政治岂可有妇人之仁？所以策略是先联沈袭陆，然后对付沈鸿英。这个策略是对头的，因为痛打落水狗是玩政治的重要原则，而陆荣廷在桂林之战中的情势也有落水狗的意思，因此就怨不得被李宗仁攻击了。因为策略对头，李黄二人轻松搞定了陆荣廷的残部，自此，老桂系首脑陆荣廷正式完蛋，现在的广西变成了李宗仁和沈鸿英的二人转。打掉了陆荣廷的李宗仁和黄绍竑部已非吴下阿蒙，士气正盛，加上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历史趋势，沈鸿英的败亡无可避免，又兼战略对头，三路进击，声东击西，以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最终沈鸿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1926年3月，新桂系肃清沈鸿英残部，正式执掌广西。新桂系结束了广西的乱局，为国民党北伐扫清了后患，而作为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派系，新桂系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主要政敌，双方的争斗延续到了民国的最后时刻，可以说，新桂系虽然实力并不是最强，但生命力却堪称最顽强。唐生智易帜要说民国有哪个地方最乱，那么湖南当然是首当其冲，但是自从赵恒锡主持大局一来，奉行联省自治原则，不参与中央事务，湖南人倒也过了几年太平日子，但是幸福总是短暂的，主张各扫门前雪的赵恒锡前段时间被唐生智赶下了台，因此，在北伐日近的情势下，三湘重又卷入中央的争斗中。唐生智少年得志，颇受赵恒锡器重，年仅28岁便已经是赵恒锡手下的第四师师长，按说小唐年纪轻轻便仕途得意，应该好好感谢赵恒锡才是，但可惜的是，唐生智又是个典型的反骨仔，不单不念老赵的好，而且还想赶走赵恒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其实也并不大，湖南地面有个叫洪江的地方，因为是进出口的关卡，所以颇有油水可捞，赵恒锡把这个肥缺给了第三师的师长叶开鑫，当然老赵还是挺会做人的，他同时也要求叶开鑫每年把钱给点唐生智来平衡利益关系。说实在的，赵恒锡按说也待唐生智不薄了，唐生智的老爹还是赵恒锡手下实业司的司长，父子二人均受老赵恩惠，身居高位，本不该再有什么怨气，但是唐生智显然是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得陇望蜀，不知满足的人。尽管老赵待他不薄，但他还是因为一点小事准备跟赵恒锡翻脸。起由是唐生智想扩军，因为没钱，就找霸着金山的叶开鑫要钱，要说别的事，可能叶开鑫也就给钱了，但是扩军的事情直接影响到叶开鑫在湖南的地位，所以叶开鑫拒绝了唐生智的要求。这下好了，唐生智是火冒三丈，恼羞成怒，竟因此要求赵恒锡将他和叶师长二人调换防区，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连他老子都觉得没脸，不好意思在赵恒锡手下干了，有请辞之愿。赵恒锡当然也想息事宁人，其实大家从他治理湖南的方略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不愿意招惹是非的人，这次他同样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跟唐生智翻脸，所以还派了唐生智的同学去当说客，让唐来长沙开会，顺便消除误解。但此事又横生枝节，唐生智有个老师本来自告奋勇要去当说客的，但是老赵觉得这个人人品差（娶了姐妹俩当小妾），所以没答应，这下此人生气了，便去了一封信，造谣说唐生智若赴长沙必然有去无回，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本来其实唐生智那个同学已经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唐生智，但是唐生智接到这位人品确实很差的老师的密信，又犹豫了，局面重新变得紧张起来，赵恒锡苦劝不听，终于酿成激变。但老赵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战分子，其实所有主张联省自治的都讨厌打仗，这次赵恒锡在唐生智进逼长沙之际，不忍看到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因为战事而糜烂，所以毅然决定退位。赵恒锡果然是高风亮节，值得我们钦佩，而小唐不念上司厚恩，决然反骨也多为人所不耻，所以尽管唐生智于31岁之龄便成了一省之尊，但其为人是让人鄙视的。唐生智后来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抗战时期担任南京的守将，结果他在宣称坚守的同时却半道撤离，酿成惨案，像唐生智这种人真比汉奸还可恶。不过话又说回来，小唐最后一次反骨是在国共内战末期，这次他投靠了我党，因此居然建政后待遇还不错，身兼数衔，仅仅因为没打内战，就捞得了如此好处，看来人反叛不要紧，要紧的是弄清楚关键时候投靠谁。对了，又差点忘了交代时间，此时小唐当上湖南代省长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而立之年便如此得意，小唐果真官运亨通。赵恒锡被驱逐，吴佩孚很不高兴，因为吴佩孚和赵恒锡乃患难之交，在玉帅兵败无所容身之时，赵恒锡接纳了他，如今赵恒锡被唐生智赶走，玉帅当然也有报恩之念。吴佩孚和赵恒锡私交甚笃，然政见颇有分歧，吴佩孚素来反对省宪，而赵恒锡则是省宪的坚定支持者，此次赵恒锡主动下野也有不愿湖南再遭兵祸之意，当然也不愿意吴佩孚出兵相助，因此便飘然而去，未与玉帅会晤。但是，即便赵恒锡不去求助吴佩孚，吴佩孚也不想放过唐生智，因为反骨仔是吴佩孚一生最痛恨的，他因为冯玉祥倒戈而兵败垂成，前些日子张作霖又遇到了郭鬼子的叛乱也差点玩完，这次好友赵恒锡居然又遭此变故，所以吴佩孚觉得自己怎么也得管。吴佩孚想管这事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年吴佩孚在护法战争中兵出衡阳而一战成名，此后在湘鄂之战中也多得其利，因此他一直认为湖南是他福地，这次复出诸事不利，正可借出兵湖南去去晦气。但可惜的是，我们玉帅早不复当年之勇了，手下既无能战之兵，也无善战之将，最能打仗的靳云鄂跟他也有矛盾，更何况湖南这个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复杂的很，所以这个闲事吴佩孚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吴佩孚这时也并不是赋闲，相反，他跟国民军激战正酣，鹿仲麟投靠吴佩孚未果，只能退出北京，固守南口，并抽取其他兵力猛攻大同，试图夺取山西来立脚。在南口之战中，吴佩孚可谓颜面扫地，派去的田学勤（靳云鄂部将）屡战不克，部队也不稳，时有哗变，但是此公却能连连报捷，吴佩孚气的跳脚，却也无可奈何，要搁吴佩孚巅峰时期，这种小仗算得什么？但如今玉帅是日落西山，风光不再，居然打哪都打不动，最后还是奉系帮忙才算全了玉帅的脸面。吴佩孚虽然手里的兵力有限，但是唐生智同样也有限，更何况原本赵恒锡有四个师，唐生智只占其一，赵恒锡下野只是因为不愿意湖南再现兵祸，并非实力不逮，所以吴佩孚认为湖南问题并不难解决。事情的开端似乎也朝着吴佩孚预测的方向在发展，自他任命叶开鑫讨唐后，叶开鑫也算连战连捷，逼得唐生智退守衡阳，迎立赵恒锡之风再起，似乎湖南问题解决在即，但是湖南问题很复杂，尤其是国民党北伐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湖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军事行动必定要以湖南为跳板，此次国民党北伐当然也要试图谋得湖南，而省宪派赵恒锡下台则给了国民党进取湖南的机会，更关键的是此时唐生智因为叛变已成孤家寡人，正可收为己用，因此湖南问题在北伐的大背景下就变成了南北之争。唐生智在不利于己的局面下只能投靠国民党，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唐生智有了反扑的能力，而北伐的第一枪则在湖南事先打响。投靠国民党的唐生智是国民党以后的重要角色，到后期衔至上将，并在国民党内部的多次侵轧中表现活跃，国民党接纳唐生智，同时也是增加了一个不安定因素。进军北伐是孙中山后期魂牵梦绕想要完成的事业，只可惜初时孙中山没有实力，只能以军阀抗军阀，当然没有进益，等到孙中山总算找到苏联的扶持时，却已经垂垂老矣，黄埔军校组建未几便北上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的死在国民党内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内部就先进行了洗牌，最终得利的是俨然是蒋介石这个资历尚浅的军人。借用刺廖案，他成功联合汪精卫驱逐了胡汉民和许崇智；而在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的极端行动极大的震慑了汪精卫，促使汪离粤避祸；至此，北伐战争之前依然坐镇中枢的重量级人物中，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式掌握了北伐的大权，并因此立得不世之功。谁是渔翁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告一段落后，手握大权的蒋中正终于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日下达了北伐令。参与此次北伐的共有八个军，第一军为老蒋嫡系，军长何应钦；第二军为湘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为滇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为粤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为豫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为湘军，军长程潜；第七军为桂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为湘军，军长唐生智。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出参与北伐的军队，是想跟大家说明国民党目前军事力量的分布情况，蒋介石虽说是总司令，但实际控制的军队仅有第一军而已，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蒋介石大权在握，但实际上离绝对控制权还差得很远。这些军事将领要么是饱经沧桑的地方实力派代表，要么是方兴未艾的新势力，想要降服他们，蒋介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北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蒋介石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必须进一步的洗牌。当然了，洗牌得放到北伐后加以考虑，现今的目标是北伐，而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则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哪些人打，先打谁后打谁，怎么打，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国民党而言，目前革命军的实力有限，全部军力加一起也仅有10万，而这个数量即便是已经日落西山的吴佩孚也比不上，所以全面出击并不现实，可行的方针只能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目前北洋诸系中有三股主要力量，一是新近复出，日暮西山，坐镇湖北的吴佩孚；二是后起之秀，风头正劲，雄踞长江的孙传芳；三是新遭叛乱，元气大伤，称雄关外的张作霖。三股势力中孙传芳势头最为强劲，张作霖的奉系离广州最远，而吴佩孚则是最为落寞，因此照此分析，张作霖因为地理关系肯定是最后对付，而孙传芳的地盘虽然毗邻广州，但因为实力最强，所以不能作为第一个对手，而最合适的打击对象则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吴佩孚。因此此次北伐的方针是先歼灭吴佩孚的部队，然后是孙传芳，最后则是张作霖，而为了达到目的，则需要玩弄一点政治手腕，而实力最强的孙传芳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孙传芳在湘鄂之战中成名，并在江浙之战，驱奉之战中屡建奇功，虽然资历有限，但已经是公认的直系主将，风头之盛压倒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和吴佩孚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联奉的问题上，双方便出现了分歧。原先吴佩孚借讨奉为名复出，但是奉系遭遇郭松龄叛乱的变故后元气大伤，吴佩孚便改变方针从联冯讨奉变成联奉讨冯，调了一个头。对于吴佩孚联奉，孙传芳心里不是滋味，孙传芳就是驱奉之战立下大功，并因此在直系中获取了威信，但是如今吴佩孚要联奉，无疑是打了孙传芳一记耳光，因为此事，吴佩孚和孙传芳心生芥蒂，并因此导致直系两大势力形同陌路。既然孙传芳和吴佩孚有此芥蒂，那么国民党正可从中取便，因为国民党一直以来把吴佩孚当成头号敌人，而此次北伐正可利用这点，争取孙传芳按兵不动，然后北伐军集中火力夺取两湖，肃清吴佩孚势力。按说在这种危急存亡时刻，孙传芳应该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但是孙传芳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虽然名为直系，但是一直以来都想自立门户，并且他压根就瞧不上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前积累下的屡败形象，北洋诸人大多对国民党不以为意，完全没有看到国民党发生的变化。孙传芳的想法是趁着吴佩孚和国民党较劲之时坐观成败，等到打得差不多了，由他来收拾残局，算盘打得很不错，但是前提是吴佩孚和国民党必须扛上一阵，打得两败俱伤。很可惜这把算盘没有把前提算进去，吴佩孚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抗衡势头强劲的国民革命军，因此孙传芳坐观成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最后成全了国民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军阀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瞎算计，而且只算小账不算大帐，甚至连唇亡齿寒的账都没有算，孙传芳就是这种军阀，所以革命军尽管实力有限，但却能收获全功。本来如果孙传芳能够一开始和吴佩孚合作，革命军根本就没有多少胜算，但可惜的是，孙传芳低估了国民党的战力，最终让国民党攻取两湖，从而占据了战略要地，获得了向长江各省进取的基础。本次北伐的关键是孙传芳，但是孙传芳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两湖没拿着，原地盘却因此丢失了，所以说小集团主义害死人啊，北洋之所以终究只是民国的过渡角色，原因就在于此。孙传芳想当那个坐收渔利的渔翁，但是到底谁才是渔翁呢？这个问题孙传芳现在没弄懂，等到他弄懂了，一切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强弩之末吴佩孚自复出以来，诸事不顺，和冯玉祥部的战斗也多是苦战，全然没有了当年常胜将军的威名，一派衰败景象，当然更关键的是，吴佩孚不善纵横的弱点再次显露无疑，走了好几步错棋。这几步错棋核心是三个人，一个是希望投诚的鹿仲麟，吴佩孚不接纳导致丧失了重掌中枢的机会；另一个是手下最善战的靳云鄂，与靳的矛盾将在北伐中起到左右战局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唐生智，吴佩孚生生的把唐生智逼到了国民党一边，使得湖南成为国民党北伐的跳板。吴佩孚的可敬之处正在于他走的这几步错棋，但是一个政客有了可爱可敬的名声，那就证明离失败不远了，因为搞政治讲的不是人情，而是利益。我欣赏吴佩孚，但也得承认吴佩孚的可敬和可爱并不适合在政坛混迹，他不愿意接纳鹿仲麟是因为不愿意趁人之危，首鼠两端；因为河南督军一事开罪靳云鄂是因为不愿失信于寇英杰；而逼走唐生智则是为了报答赵恒锡当年收留之恩。因此，吴佩孚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恩怨分明，有傲气也有傲骨，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是玩不好政治的，所以他让人钦敬的同时也在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吴佩孚插手湖南开启了北伐的序幕，吴佩孚一定没有想到如今的国民革命军已非往日那支屡败之师，只会咋呼的孙中山去世了，但是国民党迎来了一个更强硬的角色——蒋中正，此人将从湖南开始建立他一生的霸业，但是蒋中正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建立霸业而已，因为民国还有另外一个更强的人来建立帝业。而这几个人在政治权谋上表现出来的则是渐进格局，一个比一个狠，最有人情味的吴佩孚当然会在较量中完败。话说唐生智投靠了国民党之后，腰杆硬了，胆气壮了，要在湖南收复失地了。和唐生智的第八军协同作战的是第四军（李济深）以及第七军（李宗仁）的有关部队，应当说，势头很盛。而湖南方面呢，倒霉的吴佩孚还在南口与国民军酣战，无法脱身，而派去的援兵远水不解近渴，可怜的叶开鑫双拳难敌四手，在北伐军的围攻之下很快便失守，北伐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1日攻占长沙，湖南的战事遂告一段落。吴佩孚这下知道多管闲事的害处了，本来如果对唐生智执掌湖南不闻不问，或许唐生智就不会去投靠国民党，湖南也不会立即就变成国民党向鄂进抵的跳板，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晚了，他的一时意气没有帮到赵恒锡，反而害了自己。此时北伐军士气大盛，攻取湖南，直逼湖北，而湖北正是此次吴佩孚复出的据点，如果湖北丢了，吴佩孚就基本可以和政治说拜拜了，玉帅心知形势急迫，电令鄂督陈嘉谟固守湖北。打仗这个东西，士气很重要，士气低落时，败仗会越打越多，而士气高涨时，胜仗同样会越打越多。此次北伐军就是士气旺盛，颇有望风披靡之势，而玉帅的部队则自其复出以来屡战不顺，所以北伐军进军的势头难以遏制，于湖南攻城略地，逼得吴军节节败退，只好退守湖北。南方的战事吃紧，部将连连催促吴佩孚南下主持大局，而此时在南口料理完一切的玉帅终于回到了南方。回到湖北的吴佩孚此时才知道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汉口人心惶惶，军队士气低落，阵地连连丢失。久历战阵的吴佩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能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才有望挽回颓势。所以吴佩孚令部队屯守汀泗桥，准备在这个最要紧的关隘（汀泗桥三面环水，一面高山）与北伐军决一雌雄，吴佩孚此时已无退路，汀泗桥失守，湖北便肯定不保，而湖北不保，自己就失去了后方，因此，此次汀泗桥之战吴佩孚要破釜沉舟。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吴佩孚亲往前线督战，并组织大刀队砍杀军心不稳者，原本战意已销，尽显颓势的北洋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有了坚守阵地的决心——不守也没办法，横竖一死，不如死在前线。此战可能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攻击的北伐军前赴后继，死伤无数，而坚守的北洋军拼死抵抗，折损大半。此战中打破僵局的是叶挺的独立团（隶属第四军），原本独立团是此战的预备队，但是北洋军势头猛烈，前方战事不利，吴军颇有反攻之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独立团加入战斗，力挽狂澜，打退了吴军的反扑，因此奠定了汀泗桥胜利的基础，第四军遂于8月27日攻克汀泗桥。此战中第四军骁勇善战，铁军之名威震华夏。如果说独立团在汀泗桥之战中只是小试牛刀，那么其强悍勇猛的战力在接下来的贺胜桥之战中显露无疑。吴佩孚丢失了天险汀泗桥之后，组织主力在贺胜桥坚守，但是在汀泗桥之战中经历了恶战洗礼的北伐军已经无可阻挡，独立团更是孤军深入，连战连克，如一把尖刀刺穿了吴军的防线，吴军溃败之势几难以遏止，北伐军于8月三十日攻克此处，而此时的吴佩孚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处关隘的连续失利，已经让吴佩孚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但是吴佩孚不愿意离开，他还要在武昌继续坚守，此时的吴佩孚颇有壮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之感，吴佩孚戎马一生，自然不愿意就此结束自己的辉煌，而坚守武昌可以看作是他最后的挣扎。此时我们必须再次说到孙传芳了，此公屡受玉帅厚恩，得以在直系中步步高升，成为目前直系中的二号人物，但是孙传芳这个人野心很大，政治能力却着实有限，对局面的判断也是一塌糊涂，在吴军坚守武汉以待援军之时，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全然不顾玉帅死活。孙传芳这个梦太美了，他都不愿意醒过来，心里想着吴佩孚这回完蛋了，自己就是直系的一号了，然后南方那帮傻蛋？当年孙中山在时尚且无能无力，此时孙中山已死，南军更是不值一提，老孙出兵之时，便是北伐军覆亡之日，到那时……孙传芳得了臆想症，所以他坐视不顾，尽管因为手下尚有多人尊崇玉帅而不至公然反叛，但他在看着吴佩孚一步步走向失败，然后沉浸在他美好的梦境中。吴佩孚已经无法支撑大局了，孙传芳不帮忙，手下的部队不稳，固守武昌的愿望也被打到司令部的炮弹给摧毁了（吴佩孚无奈撤离）。患难见相知，此时站出来坚守武昌的竟然是北洋中的无名小辈刘玉春，此公是寇英杰部将，在信阳的苦战中崭露头角，自此受到吴佩孚恩遇。为了报答吴佩孚的知遇之恩，也有感于玉帅的高尚人格，他主动承担起了坚守武昌的任务，但是他手下仅有2000人，而吴军大多数将领都不愿意守城，因此义薄云天的刘玉春只是在行动上报答了吴佩孚，而在结果上，他变成了一名俘虏。武昌失守，湖北底定，在湖北的胜利来之不易，汀泗桥的苦战更是磨砺了北伐军，而在湖北激战之际，孙传芳的地盘也同样遭到了北伐军的攻击，孙传芳的美梦终于要醒了。梦醒时分江西是此次北伐军攻击的另一个据点，而刚刚还在坐观成败的孙传芳梦还没来得及做完满，自己就变成了北伐军的靶子。孙传芳以为自己即将成为北洋系中又一个大佬，但没成想大佬的八字还没一撇，自己就要走向末路了。搞政治，最要紧的是会算计，要将教父的生意理论烂熟于心，但是算计的基础是对局面的正确把握，在民国，谁能将局势看得透彻，谁就能最终称雄，这也是蒋介石只能成就霸业，而毛泽东却能成就帝业的原因。而孙传芳呢，因为他愚蠢的政治眼光，他连成就霸业的资格都不具备。马克思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也是发展变化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用老眼光看问题，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时候会让你对局面失去应有的判断，比如孙传芳就是如此。孙传芳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应该说是个反清志士，但也因为如此，使他对革命党的战斗力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孙传芳从来没有将南方的国民党当做自己的主要对手，在他眼里，他的对手只是诸如冯玉祥，张作霖甚至吴佩孚这样在民国闯出一片天的老牌军阀，而国民党？疥癣之疾，无足为虑。事实证明，孙传芳对国民党的判断差了不是一点点，他的看法不是有点问题，而是全错。一个政客，如果在局面的判断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偏差，那可以想见，迎接他的也必将是难以挽回的败局。江西是此次革命党进军路线的重要据点，是通往东南各省的门户，因此地位非同小可，拿下江西就意味着孙传芳的五省联盟（闽浙苏皖赣）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孙传芳在东南半壁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按说，孙传芳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此公却浑然不觉，还在江西集结部队准备兵分六路进军湘鄂，进而席卷中南，当一个政客被摁到了砧板上而不自知，还认为彼为鱼肉，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孙传芳正待踌躇满志，准备合围时，派去袭扰东江的赖世璜被国民党人熊式辉策反了，这个赖世璜本来就和孙中山有渊源，所以被老乡熊式辉一策便反。双方议定赖世璜部编为第十四军，这个赖世璜也够倒霉，跟国民党各派系都非亲非故，但最后愣是被白崇禧视作眼中钉，最后活活给搞死了，此是后话，这里先别过不提。赖世璜一反，驻守广东大本营的李济深便趁机攻取了赣州——虽然李济深的第四军在此次北伐中大出风头，给他挣足了脸面，但实际他并不是指挥者，而是留守后方，坐镇中枢，代行总司令职。出师未几便先有人倒戈，孙传芳本次江西一战从一开始便被蒙上了阴影。假道江西，兵出东南是北伐军的既定方针，因此第三军朱培德被任命为右翼军总指挥，一方面保障右翼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在必要时攻击江西。而孙传芳在江西集结部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北伐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朱培德指挥右路军连克萍乡，宜春以及高安。此时隶属右路军的程潜第六军来了兴头，准备大军急进，攻取南昌，抢得头功。程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同盟会老人，现今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越发的尴尬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他这个前浪如果再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恐怕就得死在沙滩上了。但是程潜贪功心切，轻敌冒进犯了兵家大忌，待孙传芳援军驰来发动反攻，程潜部折损过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心立功的程潜想要证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惜事与愿违。程潜先胜后败，所部损失惨重，北伐军在江西的局面便显得有些被动，反攻南昌成功的孙传芳屯兵九江，继续他攻袭两湖的战略意图，此时的江西便成为整个战局的中心，不容有失。在此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转道入赣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抽调李宗仁第七军对付九江孙传芳的部队，与此同时，刚刚收编的第十四军也由江西南部向南昌紧逼，三路军队对孙传芳形成合围之势。孙传芳此时才知形势严峻，北伐军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虽然革命党老人如他所料继续不成样子，但是新锐势力确实不容小觑，江西形势的不利让孙传芳的梦醒了一半。孙传芳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准备缩短防线，固守南昌，由于北伐军临时改变了作战计划，三路大军并没有协同作战的战术安排，所以围攻南昌多日，未有进益，反而孙传芳还借机收复了德安。军事作战最关键的是消灭有生力量，但是北伐军在江西显然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攻城先于杀敌，结果城攻不下，敌也没杀了，完全不上算。好在北伐军迅速改变了作战策略，撤出南昌的围城部队，准备找南浔的孙传芳主力决战。从目前来看，北伐军在江西的局面并不是很明朗，双方交战了一阵逐渐成胶着之势。但是对北伐军有利的是，孙传芳后援开始不济：他的嫡系福建周荫人的部队被革命党堵住了，难以驰援；而江苏和浙江则后院起火，浙江的省长夏超吃里扒外，竟然被革命党活动造反了（后被孙传芳镇压，夏超身亡），江苏的白宝山也宣布独立，不受孙节制。而北伐军这面则是武昌告破，北伐军便有精力全力攻取江西，因此局势的转化开始对北伐军有利。在军事上，势头很重要，势头好，即便暂时不利也能逆转，而势头不好，即便占据优势也能被翻盘，而现在孙传芳势头受挫，因此，江西逐渐局势豁然。在蒋介石下达了总攻令后，孙传芳在南浔的主力被势头正猛的革命军一举击溃，孙传芳大势已去。而在南昌的攻坚战中，北伐军围点打援，将南昌外围的孙军势力扫清，而后南昌既然水到渠成。北伐军在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东南的江苏，浙江两地已经近在眼前，孙传芳丢掉江西后，所辖地域已经失去了横向纵深，被压成了一条线。屋漏偏逢连夜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孙传芳在丢掉了江西后，连最稳固的老巢福建也丢了，要知道孙传芳发展到今天，出任福建的军务善后督办是最关键的，正是占据了福建后，孙传芳才逐步发展成了直系一方豪强，但是，人一旦倒霉，祸事就会接二连三，而对革命党估计不足的孙传芳赔了夫人又折兵。福建和广东接壤，当年陈炯明就是从福建取道入粤，而福建也一直被看成是北伐军进军的隐患，所以蒋介石让何应钦领导他的中央军断后，大家不要以为这活轻省，实际上何应钦的部队人数有限，而福建的周荫人则有六七万之众。寡众悬殊，对于黄埔军来讲，日子并不好过。按说以这个形势来讲，何应钦必须采取守势，不让后方遭难便是大功一件，一开始，蒋介石的安排也是如此。但是何应钦通过分析认为，福建人数虽众，但成分复杂，各部矛盾重重，难以协同，况且闽粤多山，孙传芳的部队多为北军，对地貌地势也难以适应。此外，周荫人官声恶劣，贪财暴敛，为福建百姓所恶，福建民军四起，周荫人后方并不稳固。经过分析，何应钦认为只要击败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便可以平定。形势果然入何应钦所料，何应钦出奇兵攻取永定，俘虏周荫人司令部既要人员，周荫人仅以十数人脱逃，何应钦乘胜追击，大破周荫人部队，攻取松口。周荫人失利，其余各部均各星散，投诚的投诚，溃逃的溃逃，李生春率领周荫人留闽残部投靠国民党，虽有反复，终被剿除，而周荫人则窜逃入浙，自此福建大定(1926年底)。何应钦此战对敌情分析透彻，战略运用灵活得当，出奇兵直接攻击周荫人本部，事半而功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福建的胜利即为北伐军扫除了后方的隐患，又为大军合围浙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非常关键。何应钦的出色表现也为他奠定了在国民党内部地位，福建告捷是北伐军的意外之喜，蒋介石自此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正式参与战事。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的决定性胜利给了原本踌躇满志，准备一举平定南方的孙传芳当头棒喝，孙传芳的美梦方才初醒，但是自己造的孽自己得受着，虽然他立即明白了联结吴佩孚，张作霖共赴大难的重要性，但无奈与吴佩孚芥蒂已生，北洋直系自此丧失根本，灭亡日近了。高考历史二轮复习专题精讲：古代史5项重点保定高考加油站 — Fri, 29 Jan 2010 14:00:01 GMT 古代史在高考历史占有的分值很多，其中古代史又可细分为古代经济史、古代民族史、古代外交史、古代文化史、古代政治史。每一项都是一个重要的考点。以下是根据古代史知识点细分的五项专题。点击下载全部：高考历史二轮复习古代史：经济史专题点击下载全部：高考历史二轮复习古代史：民族史专题点击下载全部：高考历史二轮复习古代史：外交史专题点击下载全部：高考历史二轮复习古代史：文化史专题点击下载全部：高考历史二轮复习古代史：政治史专题推荐阅读：点击下载全部：2010年备考建议：近三年高考历史《文化史》分析想保证博客的稳定与信息安全吗？快来，一键备份博客大巴文章到新浪博客！请点击进入~ “毛泽东城”政治史国际期刊网 — Wed, 23 Dec 2009 06:00:51 GMT “毛泽东城”政治史 □ 记者周宇特约撰稿员肖克莱提文章摘自《凤凰周刊》09年第36期封面故事一块重达5吨的玉石大印吸引了无数到韶山参观者的目光。玉石大印是毛泽东“龙钮大印”的放大复制品。高1.226米，寓意毛泽东的生日；长、宽各1.15米，寓意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青、黄两条巨龙盘旋在印的顶端。背景则是新华门照壁上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字样。玉石大印陈列在2008年底建完成的毛泽东遗物馆的序厅，大印耗去了一块重达35吨的寿山石。毛泽东遗物馆总投资高达1.9亿元，是2005年底启动的韶山“一号工程”的一部分。“一号工程”总投资高达9.83亿元，尚包括改造毛泽东纪念馆，修建韶山高速公路、韶山核心景区南北两条绕行公路、4个停车坪等10多个子项目。毛泽东遗物馆，以及其他“一号工程”项目均集中在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周围。6公里外的韶山市区，一座名为“人民公社印象城”的人民公社题材大型建筑群已经完工。这组建筑将成为韶山未来的旅游集散地。另一个名为“东方红园”的红色革命题材建筑群也在积极筹划之中，包括“伟人大酒店”、“红色美食城”、“功勋雕塑园”、“长征体验园”等大批与红色有关的项目，以及一座突出“红太阳”形象的近200米高的巨型塔状建筑。韶山城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烙上了毛泽东印记：韶山火车站内外的一幅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和照片，火车站对面的毛泽东青年塑像；路边山坡上的毛泽东诗词墙，以及无处不在的红色歌曲的曲调。毛泽东逝世时也许未能想到，他出生的小山村韶山冲会急遽变身为市。如今，这一市区人口仅3万的县级市正在膨胀扩大，但扩大的主题从未偏离“毛泽东”这个方向。 1951年2月，受政府委托，毛泽东族叔毛月秋将收集到的44件家具和农具、6件文物陈列在毛泽东故居，并在毛泽东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匾额“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毛泽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韶山成为“毛泽东城”的肇始。从那以后，韶山围绕毛泽东故居的13间半瓦房，如吐丝作茧般地不断地围绕毛泽东这一主题来营造城市、吸纳资源、提升建制，直至今日形成中央省地三级重点投入、全国共建的模式。随着毛泽东热的回归，“毛泽东城”尚在新一轮膨胀之中。伟人庇护的山村 70岁的韶山村村民毛继华的记忆中，韶山冲是个被庇护之地。“大跃进”、人民公社、红卫兵运动等各种政治风暴都在这里变得柔和，而“自然灾害”也未能重创这个原本赤贫的山村。建国之前，韶山属于湘潭县清田乡。偏僻、缺水、少地，以穷而著称。1939年出生的村民毛继华记得，就连地主、富农，也不比农民富裕多少。一首闻名的顺口溜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1949年湘潭县和平解放。此后，韶山的级别逐渐提高。1950年划乡建政，韶山成为湘潭市所属湘潭县的第三区。1958年，韶山成立人民公社，隶属于湘潭县。1961年，成立湘潭县韶山区。 “大跃进”期间，韶山周边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遭受强劳动和饥荒的折磨，而韶山冲获得了农药、化肥等各种资源照顾。那段时光留给韶山冲村民们的回忆显得温婉。据《湘潭县志》的人口数据，1960年末该县人数较1957年末减少52153人，占1957年总人口的7%。《韶山志》数据记载，1959~1962年，韶山人口减少3.82%。而韶山冲大人人们对大饥荒的记忆并不明显。李忠承认自己没有太挨饿：作为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韶山冲邻村村民李忠口粮较多，最困难的时期，每天三顿饭，每顿四两米，每天可吃一斤二两。而在毗邻的宁乡县，李忠记得同样的劳动力每顿饭只有2~3两米。李忠没有听说自己所在村庄及其周边有人饿死，却听说附近宁乡的村庄饿死了人。“文革”期间，由于“各方支援和自身努力”，韶山工农业“均稳步发展”。1968年，由国家贷款购买的50台丰收－35型拖拉机送到了韶山。期间，国家投资陆续兴办了像章厂、棉织厂、农机厂、水泥厂、大米厂，并开发电视机、皮鞋、白酒等产品。毛的晚辈族人毛鹏即曾在韶山像章厂工作。韶山1975年增长3.63倍，年递增速率16.7%，甚至超过了1976~1985年11%的增速。湘潭市也沾其余惠。《湘潭市志》记载，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湘潭市被列为中南地区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53年4月14日，政务院批准湘潭市为省辖市。国家安排在湖南的13个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湘潭市占5个。 1958年至1960年间，国家对湘潭工业投资达4.497亿元，为“一五”计划期间投资的5倍。湘潭钢铁公司、江麓机械厂、湖南铁合金厂、湘乡铝厂、湘乡水泥厂等重点国营企业开工兴建。详文请见《凤凰周刊》09年36期封面故事栏目如需购买《凤凰周刊》09年36期请登陆：http://szfh1688.taobao.com/http://shop59222834.taobao.com 阿里巴巴批发：http://zhfhx1688.cn.alibaba.com/ “毛泽东城”政治史珠海凤凰星 — Wed, 23 Dec 2009 05:58:42 GMT “毛泽东城”政治史 □ 记者周宇特约撰稿员肖克莱提文章摘自《凤凰周刊》09年第36期封面故事一块重达5吨的玉石大印吸引了无数到韶山参观者的目光。玉石大印是毛泽东“龙钮大印”的放大复制品。高1.226米，寓意毛泽东的生日；长、宽各1.15米，寓意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青、黄两条巨龙盘旋在印的顶端。背景则是新华门照壁上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字样。玉石大印陈列在2008年底建完成的毛泽东遗物馆的序厅，大印耗去了一块重达35吨的寿山石。毛泽东遗物馆总投资高达1.9亿元，是2005年底启动的韶山“一号工程”的一部分。“一号工程”总投资高达9.83亿元，尚包括改造毛泽东纪念馆，修建韶山高速公路、韶山核心景区南北两条绕行公路、4个停车坪等10多个子项目。毛泽东遗物馆，以及其他“一号工程”项目均集中在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周围。6公里外的韶山市区，一座名为“人民公社印象城”的人民公社题材大型建筑群已经完工。这组建筑将成为韶山未来的旅游集散地。另一个名为“东方红园”的红色革命题材建筑群也在积极筹划之中，包括“伟人大酒店”、“红色美食城”、“功勋雕塑园”、“长征体验园”等大批与红色有关的项目，以及一座突出“红太阳”形象的近200米高的巨型塔状建筑。韶山城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烙上了毛泽东印记：韶山火车站内外的一幅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和照片，火车站对面的毛泽东青年塑像；路边山坡上的毛泽东诗词墙，以及无处不在的红色歌曲的曲调。毛泽东逝世时也许未能想到，他出生的小山村韶山冲会急遽变身为市。如今，这一市区人口仅3万的县级市正在膨胀扩大，但扩大的主题从未偏离“毛泽东”这个方向。 1951年2月，受政府委托，毛泽东族叔毛月秋将收集到的44件家具和农具、6件文物陈列在毛泽东故居，并在毛泽东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匾额“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毛泽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韶山成为“毛泽东城”的肇始。从那以后，韶山围绕毛泽东故居的13间半瓦房，如吐丝作茧般地不断地围绕毛泽东这一主题来营造城市、吸纳资源、提升建制，直至今日形成中央省地三级重点投入、全国共建的模式。随着毛泽东热的回归，“毛泽东城”尚在新一轮膨胀之中。伟人庇护的山村 70岁的韶山村村民毛继华的记忆中，韶山冲是个被庇护之地。“大跃进”、人民公社、红卫兵运动等各种政治风暴都在这里变得柔和，而“自然灾害”也未能重创这个原本赤贫的山村。建国之前，韶山属于湘潭县清田乡。偏僻、缺水、少地，以穷而著称。1939年出生的村民毛继华记得，就连地主、富农，也不比农民富裕多少。一首闻名的顺口溜是，“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1949年湘潭县和平解放。此后，韶山的级别逐渐提高。1950年划乡建政，韶山成为湘潭市所属湘潭县的第三区。1958年，韶山成立人民公社，隶属于湘潭县。1961年，成立湘潭县韶山区。 “大跃进”期间，韶山周边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遭受强劳动和饥荒的折磨，而韶山冲获得了农药、化肥等各种资源照顾。那段时光留给韶山冲村民们的回忆显得温婉。据《湘潭县志》的人口数据，1960年末该县人数较1957年末减少52153人，占1957年总人口的7%。《韶山志》数据记载，1959~1962年，韶山人口减少3.82%。而韶山冲大人人们对大饥荒的记忆并不明显。李忠承认自己没有太挨饿：作为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韶山冲邻村村民李忠口粮较多，最困难的时期，每天三顿饭，每顿四两米，每天可吃一斤二两。而在毗邻的宁乡县，李忠记得同样的劳动力每顿饭只有2~3两米。李忠没有听说自己所在村庄及其周边有人饿死，却听说附近宁乡的村庄饿死了人。“文革”期间，由于“各方支援和自身努力”，韶山工农业“均稳步发展”。1968年，由国家贷款购买的50台丰收－35型拖拉机送到了韶山。期间，国家投资陆续兴办了像章厂、棉织厂、农机厂、水泥厂、大米厂，并开发电视机、皮鞋、白酒等产品。毛的晚辈族人毛鹏即曾在韶山像章厂工作。韶山1975年增长3.63倍，年递增速率16.7%，甚至超过了1976~1985年11%的增速。湘潭市也沾其余惠。《湘潭市志》记载，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湘潭市被列为中南地区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53年4月14日，政务院批准湘潭市为省辖市。国家安排在湖南的13个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湘潭市占5个。 1958年至1960年间，国家对湘潭工业投资达4.497亿元，为“一五”计划期间投资的5倍。湘潭钢铁公司、江麓机械厂、湖南铁合金厂、湘乡铝厂、湘乡水泥厂等重点国营企业开工兴建。详文请见《凤凰周刊》09年36期封面故事栏目如需购买《凤凰周刊》09年36期请登陆：http://szfh1688.taobao.com / http://shop59222834.taobao.com 阿里巴巴批发：http://zhfhx1688.cn.alibaba.com/ 高中历史必修1（政治史）课本习题答案（一）风雪夜归人 — Tue, 12 Jan 2010 16:01:48 GMT 高中历史必修1课本练习题答案（全册 2010年1月）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学思之窗：1.指公民，即雅典的成年男子。2.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全体公民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本课测评：1.追求全民参政，全体公民都是统治者；2.妇女、外邦人以及奴隶没有公民权；3.是小国寡民的产物。学习延伸：两大伟人都歧视女性，对女子有很大的偏见。原因如下：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女性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其次，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较少，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子，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政治地位，女性受歧视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了。第6课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学思之窗：法律总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它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奴隶没有权利可言，女性受到歧视。本课测评：1.内容：罗马法从形式上可分为习惯法和成文法，从结构上可分为公民法和万民法。它保护私有财产，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作用：维护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统治。3.影响：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奠定了近代欧洲法律体系的基础，是各国立法的范本。4.利：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弊：奴隶没有权利，女性受到歧视。学习延伸：1.都对妇女有偏见，蔑视女性的社会地位。2.女性不能参与公务，法律维护父权和夫权，妇女地位低下，罗马法律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有条件的。第7课：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学思之窗：1.立法权、财政权受到限制，并不能干预议会选举。2.前：王权不受限制，议会只有提出议案的权力。后：王权由法律赋予，议会的法权高于王权，国王只掌握行政权，议会掌握立法权等大权。本课测评：1.特点：君主统而不治，作为国家象征；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掌握行政权。 2.作用：它限制了王权，使议会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从此结束了封建专制，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其他国家建立新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习延伸：1.国王临朝不理政，不掌握实际权力，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2.国王是国家的人格化，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国家统一的象征；3.国王是英联邦的首脑，起着维系英联邦纽带的作用。第8课：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学思之窗：1.体现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捍卫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2.受时代及阶级等因素限制，存在一些落后的东西，如对女人、黑人、印第安人的歧视。本课测评：1.相同：都初步建立了法治原则，防止了绝对权力及暴政的出现。2.不同：美国的内容更为全面、完善，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并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分配。而英国的重点在于限制王权，保证议会权力。阅读与思考：1.总统制：国家元首由人民选举产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军队总司令，行政权集于总统，但受到政府中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制约。2.君主制：国家元首世袭，但在现代的英国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统而不治的虚君。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阁对议会负责。美国的总统制要优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第9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学思之窗：在近代君主立宪制政体中，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会，政府对议会负责。而在德意志，议会作用很小，实权掌握在皇帝之手，议会仅仅是粉饰门面而已。本课测评：1.德国君主世袭，法国总统由选举产生；2.法国议会拥有立法权，议会中多数党组成内阁，总统掌握行政权。德国皇帝掌握国家大权，政府和议会听命于皇帝。学习延伸：此题选题自由发挥，关键是要言之有理。第一种观点：时势造英雄。北美独立战争造就了华盛顿，中国人民求解放造就了毛泽东，同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危机造就了拿破仑。全面科学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应当看他做了什么，更要看到他给时人带来了什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拿破仑做的是资产阶级的皇帝，他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保卫了祖国的安全，至今仍被众多的法国民众深深怀念。另外，美国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具有浓厚民主氛围的国家，法国历史上有君主传统，这也是拿破仑称帝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种观点：英雄造时势。无论拿破仑如何为自己辩解，也不管他做的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皇帝，君主的存在本身就是封建残余的重要特征。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同样面临外来敌人的威胁，拿破仑和华盛顿两人却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美国后来的辉煌与法国最终的战败与此恐怕不会没有关系。拿破仑靠自己的治国治军能力，扫荡封建势力，征服欧洲大陆，彻底折服了法国人民，成就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神话。第10课两次鸦片战争学思之窗：1.军队的本质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用来抵抗侵略，又可用来发动侵略。2.中国在他们的眼中只是愚昧野蛮的形象，对“不文明”的人不用讲“文明”。3.羞辱打击清政府，迫使其妥协投降。本课测评：1.古代史上中国也曾遭遇外国侵略，如明朝时葡萄牙骗居澳门，日本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清明时荷兰入侵台湾，沙俄侵略黑龙江等等，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全局性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独立和封建经济，中国社会仍然在按照自己固有的轨迹在发展； 2.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受到了严重侵犯，香港岛的割让破坏了领土完整，协定关税侵犯了海关主权，领事裁判权侵犯了司法主权，中国已经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方面的2100万银元的赔款，东南沿海五口通商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沦为半封建国家。所以说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习延伸：纯属一派胡言。1.他无视英国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巨大伤害，反而倒打一耙说中国的禁烟运动是“战争暴行”和“一种侵略”，完全颠倒黑白；2.他故意将被中国政府没收的鸦片说成是“英国人的财产”，意在打动坚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资产阶级，使他们支持对华战争。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学思之窗：必然。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落后意识、自私本性、散漫作风、狭隘思想这些阶级弱点很难克服，遇上大胜或大败时，内讧就难以避免了。本课测评：1.作用：提出了政治平等和经济平均，是中国几千年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最早探索；对后来的民主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2.局限：阶级局限：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思想意识落后，不可能领导完成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时代局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内外两大敌人，唯有靠先进意识引导的全民参与的革命方能成功。学习延伸：有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是要反封建反侵略。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未诞生，太平天国提出反封建的《天朝田亩制度》，尤其是后期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编》，并在实际中勇敢抗击外来侵略，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运动，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说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密。劳动成果，盗用必究。雪人示。）无题 hezhumoqi — Tue, 26 Jan 2010 15:07:53 GMT 物价飞涨。最近阴天多，有时毛毛雨，很冻人。所以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起作用，我们常常没有开电热水功能，好几天没有畅快地冲澡啦~ 24号急改一篇论文，当天交出去，有点用脑过度，不过今天貌似有好消息。 25号开始看《文明的进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身处一个骤变的年代，上层依旧会自以为“高雅”地批判大众“低俗”——当时的德国贵族在批判莎士比亚低俗。可是他们从来不反思自己到底是否真正“高贵”，他们是否有资格界定高贵-低俗的标准。可喜的是有许多报怀同样想法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联系，不会如十八世纪德国的中等阶层一般互相隔离；而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历史，而非以往单纯的贵族史、正史、政治史……同样可喜的是，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会被传播，在这个网络里永远记录下来，在看过、听过的人心中留下印记，不可能被删除。明天要着手抽贴编码了，我得抓紧Polda项目。还有另一篇游戏论文。这两天突然迷Dakota Fanning。看了她主演的几部电影，其中尤以《猎犬》为佳，Hounddog。60年代美国南方农村，串着猫王的Hounddog，有宗教、种族、青少年、欲望、背叛……不是很轻松的故事，但很吸引人。随机文章：红梦迪 2009-07-17 不知道该用什么题目 2007-07-24 你要去哪里？ 2007-05-10 夏天 2006-07-26 我们的619 2006-06-21 博客大巴，你的个人传媒早班车收藏到：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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